锁林回到屋里对叶兰英说：“兰英，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都怪我不好，请你原谅我吧。”
叶兰英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让我们重新合好吧。”
刘锁林说：“对，对，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叶兰英说：“上次我回来找你，本来想把属于你的那份感情送给你，留下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你去了北京。”
刘锁林说：“我也是，有多少次在王大章的院外等着你，一个心思的想见你。”
说着，说着，屋子里沉默了，静的只能听两颗激情燃烧的心在跳动。
刘锁林望着叶兰英，叶兰英看着刘锁林，不约而同的两个人抱在了一起。一股热浪迅速传遍了两个人的周身，叶兰英顿时瘫倒在了刘锁林的怀里。刘锁林也感到叶兰英那个高高突起的乳房正在抓挠着自己那颗将要蹦出的心。
他把叶兰英抱到床上，叶兰英为刘锁林解开了衣扣，两个肉体和两颗心紧紧的贴在了一起，发出了幸福的笑声。
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刘翠翠正在专心的听着老师讲课。
授课的老师是市法院的院长岳晓红。岳院长的长相很像赵玉香，翠翠总觉得她有点面善，却又一时想不起来。
岳晓红六十年代初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从事司法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理论根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走“白专”道路被批斗，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恢复公检法时，岳晓红回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去年，她被调到山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了院长。
岳院长在讲到证据时，说道：“今天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例子。那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在农村改造期间，在一个招待所里看到一个五十多的妇女领着一个刚刚懂事的小姑娘外出寻找证人，要救其儿子的性命。我听了那个妇女诉说之后，觉得她儿子有点冤，就给她指出了应该去找的地方。我事后知道，她们真找到一纸《证明》，救了她儿子刘锁森一命，……”
这时，刘翠翠的脑海里出现了自己跟奶奶千里寻证时，一个阿姨为她和奶奶买票，还背着她上车的情景。
下课了，同学们陆陆续续的走出教室。翠翠恭恭敬敬的站在岳晓红面前说：“岳院长，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刘锁森的女儿刘翠翠，就是十年前您把我背上车的那个小姑娘。”
岳晓红说：“你就是法院宣判那天，冲进法庭大声鸣冤的小姑娘吗?”
刘翠翠说：“是的。岳院长，正是您为我和奶奶指出了寻证的方向，才使我能够大胆的闯进法庭为我爹鸣不平。十年来，我一直在想如何为我爹申冤?您还能再为我指条路吗?”
岳晓红答道：“你爹的案子比较复杂，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吧，你明天下午到市法院我的办公室来，咱俩好好谈谈。”
太阳还没被大山托起，大山的绿色树阴下升起了缕缕炊烟。花月村的人们起的特别早。尤其是小学校的孩子们格外兴奋，因为他们今天要组成花束队、鼓乐队参加乡农机站承包的揭牌仪式。
原来破破烂烂的农机大院和那几台东倒西歪的农具全都变了样。农机大院整修一新，各种机械披红挂绿。大门前一块崭新的牌子上飘着红绸，旁边是各色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县农机局、乡党委、乡政府、各村的主要领导都来了。
大队刘书记说：“锁林哪，你算赶上好时候了，这是发挥你特长的好时机呀!”
县农机局长说道：“锁林哪，这回可看你的了，你的经验成功之后，我们就在全县的农机站推广。”
刘锁林握着局长的手说：“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个字——干!上边给政策，自己拿点子，再干不好，富不起来，那就是自己无能了，怨不到天，也怨不到地，就怨自己没能力。”
乡党委书记说：“锁林说的对，政策好，要靠干，要想富，先吃苦哇。”
一阵鞭炮和锣鼓过后，农机站大牌子上的绸布飘了起来。
翠翠如约的来到了岳晓红院长的办公室。
岳院长说：“十年风雨过去，你也磨练成一位大姑娘了，我听说这十年你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
刘翠翠说：“我这点苦算什么啊。我爹、我奶才叫遭罪呢。我奶生前多次说过，要感谢您。现在，只能由我代劳了。”说罢，刘翠翠恭恭敬敬地给岳院长行了个礼。
岳院长把刘翠翠拉到桌前，问道：“这么多年来，你和你的家人是怎么过来的。”
“我奶奶的不幸去世，就像我家的顶梁柱倒了。二叔经不起这天冤的打击，就一病不起，病情还没好又去北京为我爹和奶奶申冤，不巧赶上“四、五”天安门事件，结果被遣送回来关进了监狱。他在监狱里也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二婶也被她爹娘逼着嫁给了王大章的傻儿子。”
岳院长递给刘翠翠一条毛巾，又问道：“你奶奶死后，你爹和你二叔都被关压，那时你才八、九岁吧，是谁照顾你的生活?”
“我从二姨家逃出来后，是奶奶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了刘二奶(就是刘明柱律师的母亲)，我就吃住在刘二奶家。我还在花月村小学齐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小学的学业。二叔出来后，把房子卖了还债，自己没了住的地方，只好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在池塘边盖了一间土房，独自守着奶奶的坟一住就是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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