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眼盯在那个牛皮纸信封上。“路是我的一个挺好的朋友,”我说,“我愿意为他做任何正当的事情。有些事不大正当——一象昨天晚上的事。我并不是说路和我总是玩一样的把戏。”
她把烟丢进玻璃烟灰缸,让它去冒烟。她的眼睛突然射出一丝阴暗的光芒,接着又消失了。
“路死了。”她的音调非常平板。
我拿起一谈铅笔,戳戳还在燃着的烟头,直到它不再冒烟。她继续说道:“两个卡纳雷斯的家伙在我的房间弄住了他——就一枪,枪很小,象是我的。后来我找我那支枪,已经没了。我在那里同死了的他过了一夜……我不得不这样。”
她突然没声了。眼睛朝上翻,头往下沉,撞到书桌上。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松开的双手前面放着那个牛皮纸信封。
我猛然拉开抽屉,拿出一瓶酒和一个林子,倒了一大杯,端着杯子绕过去,把她架到椅子上。我把杯边使劲按到她的嘴上——一劲头大得都使她感到疼了。她挣扎着,咽下了酒。有些酒顺着她的下巴淌下来,但是从她的眼神,看出她苏醒过来了。
我把威士忌放在她面前,又坐下来。信封口张开着,我能看到里面的钱,成扎的钱。
她用梦呓般的声音对我讲起来。
“我们从银行出纳员那里兑换了大票子,但还是这么个大包。信封里是整整22000。我留下了几百块。”
“路很担心。他估计卡纳雷斯可以毫不费力地追上我们。你可能就在我们后边,但是帮不上多大忙。”
我说:“卡纳雷斯是在大家眼睛下面输的钱。这是最好的广告——尽管输得心痛。”
她完全没有注意我在说话,继续说下去。“穿过市镇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坐在他停着的汽车里,路灵机一动,他答应给那个司机一张大票子,让路驾出租车到塞·安吉洛,过一会儿再把别克车开到旅馆。司机让我们上了车,我们来到另一条街上,他把车给了我们。我们抱歉的是甩下了你,但路说你不会介意的。而且我们也许还有机会给你打个招呼。”
“路没有进他的旅馆。我们换乘一辆出租车去我那儿。我住在霍巴特·阿姆斯,南敏特街八百号。这是个顾客用不着作什么说明的地方。我们上楼到了我的房间,打开电灯,两个戴面罩的家伙从起居室和餐厅之间的半截隔断墙后边出来。一个又矮又瘦,另一个是个丑大汉,一副大下巴从面罩底下露出来活像个架子。路做了个错误的动作,那大汉就开了这么一枪。那枪只‘啪’地一响,声音不很大,路倒在地板上再也不动了。”
我说:“很可能是把我给耍了的那两个人。我还没把那件事告诉你呢。”
她好像仍没听见。她脸色苍白,镇定,但像石膏像一样毫无表情。“或许我最好再来上一口.”她说。
我倒了两杯,我们喝了下去。她继续说:“他们搜遍了我们,可那钱不在身上。我们曾经在通宵开业的杂货店门口停过车,把钱数了数,又到一个邮政分局寄了出去。他们还搜查了房间,可我们才进门,当然没有藏东西的时间。那个大汉一拳把我打倒,等我醒来,他们已经走了,只剩下我和躺在地板上的已经死了的路。”
她指给我看她下颚角,是有点痕迹,但不很明显。我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说:“他们在进城的路上赶过了你们。精明点的家伙肯定会往出租汽车里看看。他们怎么会知道上哪儿去呢?”
“昨天夜里我想出来了,”格仑小姐说,“卡纳雷斯知道我的住处。他有一次尾随我回家,想让我请他进我的房间。”
“是啦,”我说,“可他们为什么到你那儿去,又是怎么进去的呢?”
“那并不难,窗户下面有一条突出的部分。人可以顺着它侧着身子到达太平梯。他们可能另外有人盯着路的旅馆,我们想到了这点,就是没想到他们知道我的住处。”
“告诉我还有什么,”我说。
“钱是寄到我名下的,”格仑小姐解释说,“路是个好样的孩子,可是一个女人必须保护她自己。所以我昨天晚上不得不呆在那儿,跟躺在地板上的路的死尸在一起。我一直等到汇款来。接着我就上这儿来了。”
我站起身,看看窗外。一个胖姑娘在院子对面的楼里打字。
我听得到打字的啪塔声。我又坐下来,端详着我的大拇指。
“他们把枪留在那里了吗?”我问。
“除非压在路的身子底下。我没往那儿看。”
“他们太轻易地放过你了。可能这事根本不是卡纳雷斯平的。路什么事都告诉你吗?”
她静静地摇了摇头。她的眼睛现在是灰蓝色的,若有所思的神情代替了那种茫然的凝视。
“好吧,”我说,“你说,这件事你都要我做什么?”
她眯了一下眼睛,然后伸出一只手把鼓鼓的信封顺着书桌慢慢推了过来。
“我不是小孩子,我现在处境困难。可我不打算照样去赌光它了。这钱的一半归我,我要这笔钱是为了能干净利落地溜掉。整整的一半。如果昨天晚上我报了警,那准会弄得我一个钱得不到。……要是你愿意同我合作,我想路一定高兴让你得到他那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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