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以前了，现在这样子打不了了。”
“你才只有十六岁呀——啊，还不到，那你很小就打架吗?”
“不是，是初三那一年。”
“是吗，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我告诉她以前的我，告诉她我是怎么变成一个“坏孩子”。在讲起我开始反抗的时候，我看见她眼里闪耀着一种亮光，但转瞬即逝，她很快恢复原样——等等，也许她那时根本没有流露出异样的神色，这可能只不过是我的记忆捏造出来和我开的一个玩笑。对此，我无法考证了。
她听着我的讲述，没有插过一句。我成了朗读者(可参看《生死朗读》)，她在倾听。她不时看着手里的一个小玩意儿，是个狗型的钥匙链。那小物件看来有年头了，颜色都褪了。
“那你为什么，”她等我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说，“为什么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就胖成这样儿了?”
“因为我病了。”
“病?!什么病?”
“精神方面的，说了你也不会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就知道吃那药，又不怎么活动，就变成这样了。”我苦笑。
“你会好起来的。”但是她的表情有些黯然。她发现我在盯着她，赶紧冲我笑笑，但极不自然。她似乎要掩饰什么。
对于我的肥胖和坏脾气，她没有投来嫌弃或厌恶的目光，单凭这一点我已经很感激了。她也并没有显示她可怜我，她把我看成正常人，没准儿已经把我看作一个朋友，这使我很高兴。她的眼里有时会有一阵阵忧伤闪出，可这忧伤不是对于我，似乎是她自己的苦痛，只不过是可能我的讲述勾起了她的某些回忆。对此，她没有成心遮掩，但也不对我说压在她心上的沉重包袱。
我们从一点谈到三点，我还不知道她的身世，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就算只知道她在这迪厅上班，也没敢问是为什么。
“我得回去了，有三点了吧。”
“回去?!”
“是啊，我还有班呢。不过我不想回去，很久没有人跟我聊天了。我想再待会儿。”
“好啊，我是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坐下来继续吧。反正我五点前回家就行了，还早呢。”
“为了不让父母发觉?”
她笑了，嘴轻轻的撇，只露出一个酒窝。很美，很感人，我也笑了。
那半年里，我第一次笑了。
为什么我竟就笑了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在我病愈之前，不少朋友来看望我，但其中的多数都受不了我表现出的冷淡。他们或摇头或叹气地走开了，而且不再来。大姐大不以为然，她坚信我和她当初一样不过是一时的糊涂罢了。她到家来陪我喝酒打电玩，但我没有笑过;即便是撇撇嘴就算笑的话也没有。没有人会说我、责怪我，但我厌恶那种感觉。
可是我只和白雲说了两个钟头的话，我竟就笑了，而且很开心。
这是什么原因，她对我而言还很陌生，我甚至还不知道她有多大呢。难道是因为那份陌生感和平淡都使她与众不同?她的不是同情也不是厌恶的目光让我重又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所以我才会自信地笑了?
不过，她很可能真的只是和我擦肩而过，我指的是，如果她没有再坐下来而是回到了迪厅的话，我想如果事情是那样的话，我们不会再有联系。我恐怕不会再去找她，而她也不会在乎我这个胖小子死到哪里去了。(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测)
但是，她那夜没有就走，她坐了下来。我想，命运中有一根红线(也许不是红色)把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但我们谁也看不见。我们也不能预测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当我试着问她的父母时，我们听见背后一阵带着酒气的骂骂咧咧的话。从迪厅里出来的两个男人，带着纯粹的流氓气。这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类的人，我甚至可以闻到他们身上令人窒息的臭气。
当我知道他们是冲着白雲来的时候，我爆发了。
“你们丫看不见这儿已经有个男人了吗?找不痛快吗?”
两个男人转过身来，放开了白雲。满脸吃惊的样子，不，用鄙夷更准确。离我较近的家伙敞着怀，露出一个玫瑰枝条的文身。
“小子，你活腻了吗?这个小妞儿我们看好了，识相的最好滚蛋。”
这样的次货我揍过不少，他们比痞子要狠得多。我没见他们身上带着家伙。两个人一起上我也不惧的。
当那男人一拳打过来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动作。我本能地向右闪，同时击出右拳，我几乎出了全力。依照惯例，对方挨了这一拳，要躺上好一会儿了。
我曾经有个经验，那是初到一零一中的骑车路上，我拐错了一个路口，在快车道里逆行，一辆中巴绕过了我，但紧随其后的“奔驰”和我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司机看见我的时候，我们相距不到两米。我知道他猛踩刹车但无济于事。我们都在向对方飞速靠近。那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现象：我看见那黑色的车一步一步地向我欺近。接触车一瞬间，一股大力使我腾空，向后飞去。我在空中翻身、落地、双手撑着向右滑去。也许用时间来记录有些可笑，但是从我意识危险到我落地，我感觉至少经过了十秒钟。每一个情形都像慢动作，看得清清楚楚。我奇迹地没受伤，只是两手手掌血肉模糊。这个经验在其后面临危险时都发挥作用，就像那个混蛋的一拳，拳路被我看得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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