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天后他们就要给我打一针综合化学药剂，我这短短的一生就要走向终点。不管我怎么做，都是一死。我不该被处死的，我这辈子从没伤害过任何人，但这不重要。十二个人看着证据认定我有罪，然后他们经过考虑，判我该因此受死，我不能怪他们判我有罪或判我死刑。我的意思是，看看那些证据嘛。”
“我的电脑硬盘里有儿童色情图片。我书桌抽屉里的小玻璃纸袋里有那三个死去男孩的头发。埋尸地点找到了一条染血的手帕，上头的血是我的。我的电脑里甚至还有个文件，以极尽淫秽的第三者观点详述了其中的一桩谋杀案。文件已经删除了，但警方设法将它复原，那种东西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写得出来。里面描述的犯罪细节只有凶手本人才可能知道。如果我是陪审员，我也不会有丝毫犹豫。我的判决也只可能是有罪。”
“他们没花太多时间审议。”
“因为没有必要。我看过一份记录，是一个陪审员的专访。他们退庭审议时，每个人都说有罪。然后他们讨论证据，想找出可以驳倒其中一些证据的观点，然后又投票，还是没有异议。接着他们又讨论了一下，只是想完全确定每个人想法相同，然后正式投票，每个人都认为罪名成立，没有一个赞成无罪释放，所以实在没有理由再浪费时间。于是陪审团排成一列纵队回到了法庭，宣布他们的判决。然后我的律师坚持要陪审员各个表明自己的判决，他们就一个接一个说着同样的话。有罪，有罪，有罪。你还希望他们说什么呢?”
“那量刑审呢?”
“我的律师希望我改变说词。他从没相信过我，虽然他不会明说。哦，他干吗要相信我呢?如果把我的话当真，只会证明他是个多么无能的律师。”
“他认为你如果承认是你干的，就可能有机会逃过死刑。”
“那是妄想，”他说，“因为不管我承不承认，量刑都会是一样的。他要我表现出懊悔的样子。懊悔!那种滔天大罪，再怎么懊悔都不够。我又怎么能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表现出懊悔呢?他没有明说我是满口谎言，不过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他也没坚持，因为他知道根本没有区别。陪审团决定判我死刑，花的时间不会比判我有罪更长。”
①英美法律的审判和量刑审是分开的。非死刑的案件，由陪审团判决有罪或无罪后，再由法官主持量刑审决定刑罚：死刑案件则由一个陪审团决定有罪或无罪后，再由另一个陪审团决定该处以死刑或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
“你觉得惊讶吗?”
“我觉得震撼。后来法官宣布刑罚，我也觉得震惊。震惊和惊讶不太一样。”
“没错。”
“那个信息是，‘你快死了。’好吧，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有个人坐在那里告诉你，那真是个冲击。”
“我可以想象。”
“懊悔。你可以代替别人懊悔吗?我没法为我杀了那些男孩而觉得抱歉，因为我没杀他们，可是我的确很抱歉有人杀了他们。”他皱起眉，额头上冒出一道竖纹，跟他嘴角的皱纹正好相配。“他说如果我能告诉警方第三具尸体在哪里，一定会大有帮助。但如果我根本没见到那个威利斯家的男孩，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能有什么好说的?他说，我可以告诉他，然后他可以说我是在坚持自己无辜的同时说漏嘴的。我说这实在不太合逻辑。这样一来我就是在坚持谎言的同时又承认那是撒谎。他软硬兼施地啰唆了一堆，我说其实也不重要，因为我对不知道的事情能说什么呢?你知道，我不在乎他相不相信我，或任何人相不相信我。我太太就不相信我，她甚至根本不想见我。她跟我离婚了，你知道。”
“我听说过。”
“我入狱后就没见过她，也没见过孩子。不，我收回这些话。我见过她一次。她来探监，问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我说我是无辜的，要她相信我。可是她不相信，我心里有个什么东西死了，从那时开始，其他谁相信或不相信我，就不重要了。”
迷人，真是迷人极了。
“你信里说你相信我。”
“没错。”
“我想这只是让我答应跟你见面的一种手段。好吧，你达到目的了。”
“我很高兴你因此愿意见我，”他说，“但我并不是耍手段。我知道你没有犯下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认真的。”
“我是的。”
“但怎么可能呢?你是个理性的人，是科学家啊。”
“前提是心理学首先是一门科学，不过很多人认为不是。”
“不然还会是什么?”
“是一门艺术。有些人会说，是一种黑暗艺术。你知道，曾有人想把诺贝尔奖颁给弗洛伊德，不是医学奖，而是文学奖。这是一种挖苦的恭维。我愿意把我所做的事情想成是有科学基础的，普雷斯顿，不过——对不起，我叫你普雷斯顿可以吗?”
“我不介意。”
“我的名字是阿尼。A—R—N—E，是斯堪的那维亚的拼法，不过发音就像阿诺德的昵称。我父母都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血统，我想不出他们干吗给我取个瑞典名字。不过这离题了，恐怕我忘了原来我在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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