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B吗?也许吧，也许是个B。一样的问题，谁是他妈的奥博利·比亚兹莱?”
“插画家。”我说，“十九世纪末的。不过这两句诗不是他写的，这两句诗来自《鲁拜集》①。”
①波斯诗人兼数学家Omar Khayyam(1048-1131)的四行诗集。
“原来比亚兹莱这个名字还不算拗口。”温特沃思说：“阿登·布里尔、亚当·布莱特和奥博利·比亚兹莱。这个人是不是对A这个字母特别有兴趣①”他把手电筒移向地上的那具尸体，只剩下左边一半了。他说，“怎么，看起来眼熟吗?”
①阿登、亚当和奥博利的英文都是以A开头的。
他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个人。有一个小东西吸引住我的目光，我接过手电筒，蹲下来，把光集中在一个发亮的东西上，顺手把它捡了起来。
一条金项链，一端已经融化了，下面悬着一个有些斑斓的粉红色石环。
第40章
星期六，“非常莫扎特”乐团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我跟埃莱娜一起去，散场之后我们俩还去吃了顿烛光晚餐。这个音乐节不过四个星期，但却比一般歌剧里面死的人还要多。算算还真是不少——伯恩与苏珊·霍兰德、杰森·比尔曼、卡尔·伊凡科、莉雅·帕克曼与按摩女郎、彼得·梅雷狄思和他的四个室友，最后，当然还有亚当·布莱特或阿登·布里尔，或是奥博利·比亚兹莱，看你喜欢叫他什么。
这就已经十二个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刚过一半，噩耗传来，死亡人数增为十三人。艾拉·温特沃思说，他早就有预感了，所以请法医室的人重新检查过去八到十个月内的无名尸体。春天，哈得孙河里打捞起一具在水中漂浮了两个月之久的尸体，根据齿模记录，证实是哈罗德·弗希尔。这个欠了租金逃离百老汇与威弗利交会口那间公寓的亚当·布莱特，突然有能力在中央公园西路租下豪宅，也是另有隐情。
我把温特沃思引进厨房，给他煮了一壶咖啡，他照例称赞它很香。我问起齿模比对结果，或是有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地下室那具尸体到底是谁。他说：“一定是他，你不相信?”
“能够证实当然更好。DNA比对呢?他们没从尸体上面取一些DNA样本吗?”
“从恐龙骨头上都采得到DNA样本，”他说，“看过《侏罗纪公园》吧。当然，他们采到一大堆DNA样本。”
“然后呢?”
“没有相符的比对，问题就在这里。”
“按摩店的垃圾桶里不是有卫生纸吗?”
“有人把垃圾桶里面的卫生纸全部翻出来了。”他说，“你知道吧，以后我再抱怨我的工作是全世界最辛苦的时候，请提醒我还有个翻垃圾桶的可怜鬼。他们当然找过了，全都检验过一遍，可是什么也没有。看来这家伙要么是犯罪天才，百忙之中还记得把垃圾桶里沾了精液的卫生纸拿出来丢掉，要么这家伙在电脑上讲的故事，根本就是编的。”
“他根本没有去过按摩店?”
“他根本没有射精。他没有高潮，我们当然找不到沾了精液的卫生纸，采不到DNA样本。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杀她的理由，因为他不想面对他性无能的事实，所以，他绝口不提真正的经过，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写进电脑里。”
“我是个杀手，在床上也不是个软蛋。”
“大概是这个意思。”
“也许吧。”我说，“当然，还有一种我们没有提到的可能性。”
“我连想都不敢想。”
“他又一次装死，”我说，“留了一个替死鬼在地下室。”
“杰森·比尔曼。”
“没错。火场检查员说，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不小心引爆火苗，连累自己葬身火场;二是他自己也不想活了。但我马上就想到第三种可能性。”
“我也是。你知道我觉得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吗?”
“血脚印?”
“说对了。就是他妈的血脚印。一路踩到地下室，好像刻意要引起我们注意似的，你猜我心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吗?小聪明。”
“他以前也这么干过。”
“只要有机会，他就一定会来这一手。”
“齿模记录呢?艾拉。火烧得再厉害，牙齿总是烧不坏的。”
“话是没错。但是，你要用他的齿模和什么比对呢?漂在哈得孙河里的浮尸有牙齿，但我们得先拿去跟哈罗德·弗希尔的齿模比对一下才会有结果。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亚当·布莱特这个人，以前又用过什么化名。他并没有用这个名字住在纽约，什么记录都没有，只知道他在百老汇和威弗利交会口处住了一年半，在中央公园西路住了半年。美国各地的医学院都找不到这个名字，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职业工会。说不定他从业用的所有证件都是伪造的呢。这又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又不会有人要心理医生割盲肠，解释X光照片，你只要时不时地点点头，然后说一句，‘是吗?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常常有人混充医生、律师，甚至西德尼·波蒂埃①的儿子，一时半会儿谁能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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