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邻居的说法相当含糊，警方的肖像画家束手无策，因为她根本没有看到这两个人的脸。至于身材，她只记得这两个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有一件事倒是挺特别的，但她自己承认，没什么把握，其中一个人好像留着一把大胡子。
法医认为她的说法有些根据。他们在现场找到两撮毛发，应该是男性胡须，连DNA比对都用不着，因为霍兰德先生的下巴刮得干干净净。
目击者还说，其中一个的腿似乎有些残疾。她觉得他走路的样子很奇怪，不过有可能是因为他肩膀上那包东西太重的缘故。但不能排除她说的可能性，只是当时无法确定。
碰到这种能炒作的新闻，不管有没有进展，报纸一定会放在头版。《邮报》的报导多半是推测和想象，甚至还附了一张肖像，“你可曾见过这名残疾人土?”画中的男性留着一把浮士德式的大胡子，面目狰狞，邪恶凶狠，一个大袋子横在肩上，把他压得有些驼背。是在朝着阿姆斯特丹大道，还是伯利恒街前进?我不大确定。邮报刊登这幅素描的用意，大概是在暗示这是警方提供的线索。其实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报社请来的素描画家经常添油加醋，为的是上头版有轰动效果。结果《邮报》的读者捕风捉影，胡乱猜测，累及不少无辜的人。
免不了有十几个人会根据《邮报》的消息向警方通风报信;报上的新闻，足够他们把故事编得天花乱坠的了。碰到这样的大案子，就算对方是胡说八道，就算你知道他们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是受了报纸记者的影响，也得提起精神全力应付。但往往就是会有线索从这种电话中冒出来。打这种电话的人，多多少少觉得谁有点可疑，希望警方去查查看。每个线索都需要查清楚，倒不是真的希望能从其中查出什么结果，而是担心事后才知道某个电话确实有真凭实据，那时再懊恼可就来不及了。这是你在纽约市警察局首先要学会的东西。警察学校当然不会教你这些，但却是实战的要领。只要你当一天警察，经验就会一遍一遍地教你。
有个人告诉警方，他们应该去查一个叫卡尔·伊凡科的人。报纸上的素描并不是很像他，因为伊凡科有些嘴歪眼斜，而且他的脸比报上的素描要窄一些。这个人倒不知道伊凡科有没有留胡子，不过，胡子这种东西，每天都可以变的。他有一阵子没见过伊凡科了，不过即使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也无所谓。
尽管卡尔跟素描中的人物不大像，但是，有个事实却让警方锁定卡尔这个人，积极侦办。这事画像上可没说得那么详细：卡尔的屁股不知哪儿有问题，有的时候走路的样子很奇怪。虽算不上残疾，但毛病一犯，走路的模样会很滑稽。
问题是屁股有毛病、膝盖不听使唤，并且留大胡子的人可不少。引起警方注意的是拨火棍，那个通风报信的人也没举出什么具体的事例。他只是说，卡尔不止一次挂在嘴边，说如果哪个女人对不起他，或者他在街上看中了哪个女人，他就要来这么一下。卡尔说，我要把滚烫的拨火棍插进她的阴道。
或是诸如此类的话。
卡尔·伊凡科有前科，这大概谁也不会感到意外。未成年时的记录被限制查阅。但之后，他因为盗窃罪被捕过两次。第一次缓刑，第二次他在纽约北部的监狱服刑三年。还有一次，他被指控强奸未遂，罪名不成立，因为受害者无法在一群人中把他指认出来。
大家知道他最后落脚的地方是他妈妈的家。那幢楼底层是一家印度餐厅，他妈妈住五楼，坐落在第一大道跟第二大道之间。那里每幢楼房的底层，好像都是印度餐厅。只是伊凡科老太太已经不住在那里了，邻近的住户根本没听说过卡尔，没人知道他是什么人。
如果真想找一个人，有成千上万的办法可以把他挖出来。可是这个卡尔着实奇怪，警方手段用尽，还是连影子都没有见到。就在这进退两难的尴尬时刻，布鲁克林警方前往科尼岛大道处理一起居民的举报案件。他们说，有一幢楼房的底楼，大门紧锁，不断发出恶臭。警方破门而入，发现了两名高加索男性，年纪在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间，死亡时间在几天之前。现场找到的文件和稍后的指纹辨识，都确认死者是杰森·保罗·比尔曼和卡尔·乔恩，伊凡科。比尔曼的皮夹里有一张驾照，登记的就是科尼岛大道的现址。伊凡科的皮夹里没有驾照，倒是有张学生证，透露了一些信息。那是在纪念品店可以找到的小玩意儿，伊凡科就读的是“黑街大学”，地址是“纽约贫民窟”，如果发生意外或是患重病要通知谁呢?伊凡科的建议是“市立停尸房”。
两个人都死于枪击。伊凡科四仰八叉地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胸口挨了两枪，太阳穴一枪。死法跟伯恩·霍兰德先生有些相似;经过弹道比对，凶手用的也是一把点二二自动手枪。警方没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凶器——握在比尔曼手里。他坐在房间的角落里，背靠着墙，握枪的手垂在两腿之间。看来他是把枪管伸进嘴里，再把枪口朝上，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上颚，直达颅腔。职业杀手很喜欢使用这种点二二自动手枪，子弹会在脑子里像撞球一样乱弹，中弹者很少有幸存的。比尔曼一枪毙命，只是在这种状况下，用哪种手枪，结果大概都差不多。常常有喝得烂醉，或是郁闷焦虑的警察一时想不开，掏出执勤用的点三八，饮弹自尽，也是朝上颚开一枪，虽然子弹在脑袋里不像点二二那样乱弹，但照样可以魂归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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