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从霍兰德家偷的枕套也找到了。一个已经被掏空，卷成一团，胡乱塞在地板的角落里;另外一个还有半袋赃物，放在凌乱的双人床上。纯银镶饰的大木匣和十二人份的银餐具放在比尔曼的大橱柜里。经过克里斯廷的辨认，这些都是她家里的东西，还有几件她母亲的珠宝和小摆设，也陆续找到了。
鉴定科法医认定命案现场发现的男性胡须来自卡尔·伊凡科。苏珊·霍兰德肛门里的精液，也是他的。从X光检验结果来看，伊凡科的臀骨不好，所以走路的姿态才会很奇怪。目击者和通风报信的不知名人士，描述得相当准确。
那个时候，尽管报纸和电视成篇累牍地报道，我却不知道这么多细节;有别的事情正盘踞我的心头。
除了定期捐款之外，埃莱娜碰到像莫扎特音乐节这样连续十来场的演出，通常还会订一大堆的票。我常常陪她一块儿欣赏这些艺术活动，不过偶尔缺席也没关系，她总是找得到人用我的票。去年，她带TJ听了一场男高音演唱会，伴奏的还是小管弦乐团时期的古乐器。我很喜欢听这样的音乐会，但我那时有案子要办。据我们所知，这是TJ第一次欣赏古典音乐。埃莱娜说，TJ喜欢得不得了，歌声、音乐，没有不陶醉的，但是，我们也没想到，他会因此跑去买了整套的CD。
星期一晚上，我们参加了开幕音乐会，下一场是星期四的艾丽西亚·德·拉罗查①钢琴演奏会，门票已经售罄。星期四时我们已经知道自己不但跟霍兰德夫妇欣赏了相同的音乐，而且感谢晚宴他们也在场。凶手还没抓到，埃弗里·弗希尔厅里一片嗡嗡声，大家都在谈论这起惨绝人寰的凶杀案。凡是我耳朵听得到的地方，话题都没有离开过霍兰德夫妇。
①艾丽西亚·德·拉罗査(Alicia de Larrocha，1923-)，西班牙著名女钢琴家。
我照例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到贵宾长廊去走走，不是为了这里免费供应的咖啡和巧克力，而是想多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有一对我们常常遇见的夫妇，现在已不是点头之交了，应该可以走上前去聊几句。他们问是不是在餐会上见过我们，有没有见过霍兰德夫妇，或是跟他们说过话。我们说，我们不认识他们，可能在哪儿见过他们，但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位太太说，“跟我们坐一桌的人，我们都不认识，伯恩或是苏珊·霍兰德在我们身边坐过也说不定。”
“我们也有可能成为霍兰德夫妇。”她的先生说。他的意思是歹徒也有可能找上他们家。其实很方便的，你知道吗?凶手知道霍兰德夫妇当天晚上不在，也知道音乐会大约在什么时候散场，两个人什么时候会回家。他们有没有可能弄到一份感谢晚宴的来宾名单?有没有可能他们是随意从名单上挑一个人下手?
这未免扯得太远了。但我了解他的想法，知道他为什么如此担心。任何灾难——犯罪也好，地震也罢——只要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当然免不了有或多或少的冲击。霍兰德夫妇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在晚宴的时候，既然他们可能坐在我们身边，我们当然也有可能会被找上门来的歹徒干掉。为什么不可能呢?所以，所有的宾客，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者——担惊受怕之余，也庆幸逃过一劫，舒了一口气。现场的来宾心中都夹杂着复杂矛盾的感受。
休息室里的人都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同时也有些惧怕回家，谁能知道凶手是不是已经罢手了呢?
这是星期四的事。星期六的早上，警察踢开科尼岛大道一幢民宅的房门。几个小时之后，警察和全城的人——特别是切身相关的上西城，还有参加过音乐会的人士——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也都轻松了不少。凶手不但不再逍遥法外，而且他们全死了。对于报纸来说，接下来几天还是可以炒作这个题材的，增加销量，但这个题材终究没有什么新内容，也就从媒体上消失了。大家不再害怕。原本抢手的防盗器，供货也恢复正常，不再供不应求。参加音乐会的妇女，每个人的包里面本来都有一个小小的喷雾器，现在也放在家里，不必随身携带了。有很多男人原本还跟他们的律师抱怨，说弄一个携枪执照太麻烦;现在他们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费事带那么个东西在身上。
新的新闻又冒出来了，看看报纸刊登的消息，慢慢觉得霍兰德家双尸命案也没什么。星期一，我跟乔·德金共进午餐。这纯属社交，我现在已经不工作了。一年前，我们俩的关系有点僵;但有些事情我非做不可，最后害得我连私家侦探的执照都被吊销了。我干这行二十年，没有执照其实也无所谓;但没有朋友和友谊却不行。所以，我决定尽释前嫌，时不时地跟乔叙叙旧，尽管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
他是中城北区的警官，这个案子不是他的，跟他的管区也没有半点关系。但我们的话题一直没离开霍兰德双尸命案。这案子虽然没有先前那么扣人心弦，可大家在茶余饭后还是聊得很起劲，只是有些人是职业需要，有些人纯属闲聊。“犯罪率下降了。”他说，“为了弥补犯罪率下降，这些下手狠的人决定用更加残酷的犯案手法填补这种遗憾。他妈的，什么时候开始偷东西非得跟主人硬拼不可?以前的贼，不是看到人就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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