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了解。”
“他也许有其他的投资，或者可能是我记错了保险数字，我对这种事情记性一向很坏。嗯，这倒提醒了我，你刚刚说你进到他的公寓里面了是吧?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个小铜象呢?”
那是他们两个都戒酒后，她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刚戒酒，记忆不太靠得住。他永远记不住别人的电话，或者钥匙放在哪里。但她告诉他，有了这个象，就不会忘掉一切，这变成他们之间的一个信物。
“我想留着那只小铜象，”她说，“不值什么钱，除了我之外，对其他人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这对他也一定有某种意义，”我说，“他没有什么摆设之类的，但他把这个小铜象放在电视机上头这么重要的位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好会注意到。管理员还劝我把它拿走。”
“你拿了吗?”
“没有，该死，我放回原位了。不过真可笑，因为我原来有个冲动想拿走的。我会回去拿。”
“真不好意思让你再特地跑一趟。”
“我离他那栋大楼只有两个街区，”我说，“一点也不麻烦。”
最麻烦的就是要找到那个管理员。他正在七楼修一个漏水的水龙头，门房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他，把叫他下来。这回我没在拜伦的公寓里逗留太久。第二次造访，里头艾滋病的气味似乎更浓了。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麝香味儿可以和那种疾病联想在一起。稍早我检查他的衣柜时就发现了——衣服都有这个味道——但这回整个公寓都闻得到。我拿了那个小象就走了。
第06章
四十八个小时后，我又去霍雷肖街的那间公寓拜访了两次。我敲了很多门，跟各式各样的人谈话。如果警方没跟所有人谈过，至少也是大部分，但那些人并没有因此不愿再跟我谈谈，不过他们的确没什么好说的。拜伦是个好邻居，大半都独来独往，据他们所知，他在这世上没有任何敌人。我听了一大堆关于谋杀的不同理论，大部分我都已经想过了。
星期三下午我和TJ碰面交换情报，不出所料，他的收获并不比我多。“埃莱娜要我明天过去帮忙，”他说，“可是我告诉她，我得先问问你。”
“你尽管去替她看店吧。”
“我也这么想。街上打听不出什么了。”
我在第八大道上了公车往北走，到了第四十街陷在车阵中，我就下了车，步行回家，然后去对面的办公室，刚好雷蒙·格鲁利奥打电话来。
“嘿，你这浑小子，”他说，“我想那个独具一格的‘人民的意志’已经知道你参与这个案子了。”
多年前，我缴回警徽辞职不干，而且离开太太和两个儿子后，就在第九大道东边第五十七街的西北旅馆租了个房间。这么些年下来，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尊敬，但我住的地方不是原因之一。埃莱娜现在和我住在凡登大厦，就在第五十七街靠市中心那一头，西北旅馆的正对面。我搬去跟埃莱娜一起住后，还留着原来旅馆的房间，自我安慰说是用来当办公室的。不过实在没怎么用到。这儿没有地方见客户，我所收集的档案也轻易地可以装进对街的某个柜子或有架子的橱里。
“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雷蒙·格鲁利奥说，“今天稍早时候我在市中心遇到他。事实上我发现当时我刚好没事可做，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他工作。他正在办一个案子，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我这两天没跟他通过电话，”我说，“他怎么样?”
“看起来没那么红，”他说，“不过就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现在我每次打开电视都会看到他。不是在刑事法庭大楼前面把麦克风凑到他脸上，就是把他弄进电视摄影棚。昨天晚上他上了拉里·金的现场秀，是在CNN的纽约摄影棚连线转播的。”
“他说了些什么?”
“谈刑事司法里那种敌对辩论系统的道德观点。我们能期待一个律师有多宽的眼界，又能要求他负多少责任?他刚刚才谈得有点意思，接着就接听观众电话，所以就像往常，一到这个时候，一切就回到最低标准，通常还挺低的。”
“低得可怕。”
“都是这样的，他今天早上在法庭上的表现很正常。你知道塞缪尔·约翰逊①说过，‘若一个人知道他两星期后就会被吊死，他的心智会专注得惊人。’”
①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十八世纪英国文坛巨匠，著名的散文家、文艺批评家和辞书编撰家。
“说得好。”
“可不是吗?我很意外那些赞成死刑的人没有提出这句话，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解救全世界疾病的药方是多么有效。”
“你该不会是打算跟我发表演讲吧?”
“不，不过下回我可能会反对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我们的阿德里安好像弄了一群很不错的贴身保镖。我猜是你安排的。”
“不完全是。我给了他一些建议，又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告诉他该去找谁。”
“他说他现在都穿防弹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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