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过这件事，却不太确定自己捐出十分之一收入是什么目的。那些年，我从来不记账，不缴税，或甚至不保留收据。所以有可能我把这种捐献当成一种自愿纳税。但无论如何，那些钱也不会太多，因为我长期没有工作，有工作上门时，也从来不能赚到大钱。我一向准时交房租，也时不时会跟阿姆斯特朗把账结清，有能力时，我还会寄钱给安妮塔和两个儿子。可是这些钱加起来都不多，总之我收入十分之一的捐款，绝对供不起让某个神父买部林肯大轿车去游街。
我戒酒后，开始常常上教堂，不过不是在正殿，而是去地下室参加戒酒聚会，聚会中传篮子捐钱时，我也会捐，但匿名戒酒协会传统上最多只能捐一元。那时起我很少点蜡烛，也不再捐出十分之一收入，不过原因是什么，我还是不清楚，就如同我也无法解释自己是怎么开始捐钱的一样。
“因为你比较开窍了，”我的辅导员曾提出他的看法，“然后你了解到，你比教会更能妥善运用这些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一阵子，我常在路上送钱，本质上是把我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给纽约的流浪人口。(也许我只是跳过中介的慈善机构，把捐给济贫箱的钱化整为零，把钱放到路边乞讨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中。)后来这个习惯也慢慢停止了，也许只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越来越多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我开始疲于怜悯，没办法把一元钞票塞到每个恳求的杯子或手中，于是我停止这么做;就像大部分的纽约人一样，我看够了，甚至到最后根本无视流浪汉的存在。
世事多变。戒酒后，我发现自己得像其他人一样，去做些不得不做的狗屁事情。我得记账，得缴税。曾经有好些年，我随便收客户一些服务费，这样省去了替客户逐条列每一项费用的麻烦，可是这招不能用来对付律师，而且现在我有了私家侦探执照，很多工作都是来自律师。我还是用老方法替一些跟我一样作风随意的客户工作，可是偶尔我还是得像其他侦探那样保留各种收据，记下我的各项花费。
埃莱娜和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当然，我的收入来自侦探工作，而她的则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虽然她的店也开始小有利润。她负责记账——感谢上帝——以及开支票，我们微薄的捐款分别交给十来个慈善团体和文化机构。可以确定的是，这样捐钱比较有组织。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脚踏实地的公民，也更不像一个自由的灵魂。我不见得喜欢如此，但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烦心这些钱的去处。
我这回去的教堂，位于西四十几街岔出去的一条小街上，我没注意街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以后自己还会不会再来。
我很幸运，教堂还开着。这几年去教堂越来越少了，而教堂的开放时间也越来越短。至少，我觉得以前天主教堂似乎整天开放，从早晨直到午夜。但现在教堂的正殿若没有礼拜或仪式进行时，通常都锁着。我猜是为了防止犯罪事件或无家可归的人，也可能两者皆是。想必敞开大门的教堂是一种邀请，不单邀请那些偶尔想寻找一丝平静的公民，也邀请那些缩着身体在一排排座位上打瞌睡的人，还有从祭坛上偷蜡烛的小毛贼。
这个教堂没上锁，而且似乎也无人照管，这也是一种反常现象。两侧小祭坛上的蜡烛是真的蜡烛，真的用蜡做的，还燃着火焰。现在很多教堂的祭坛都电气化了，把两毛五的硬币丢进投币孔，一个火焰状的灯泡就会亮起来，亮上值两毛五的时间。就像停车计费器，如果你停得太久，他们就把你的灵魂拖走。
这不是我的教堂，所以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挑剔的权利，可是这类逻辑怎会让一个酒鬼不痛恨呢?我很确定电灯蜡烛比较省钱，而且也知道上帝不会因此难以看清世事。也许我是个心灵上的反机械化主义者，就是不愿意事物有这类改变，我拒绝烛光的改进，甚至就像我拒绝TJ要买电脑一样。如果我活在古代，我可能也会对蜡烛取代油灯而感到不满。“一切都不同了，”你会听到我的咕哝，“你能期待融化的蜡有什么好效果呢?”
我不会浪费两毛五去买一个电子火焰。但这个教堂有真蜡烛，祭坛上点燃了三四根。我看着那些蜡烛，心中浮起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影像。我不知道为他的死而点一根蜡烛，对他能有什么好处。但我想起埃莱娜的话。又有何伤呢?于是我塞了张一元纸钞到济贫箱里，借着一根蜡烛的火焰点燃了新的蜡烛，然后想着惠特菲尔德。
我想象出一组滑稽的蒙太奇影像。
一开始我看到阿德里安在得知威尔写信给他几小时后，站在他公寓里的样子。他正在倒酒，但是宣布自己不喝酒，然后又解释，说他那天已经喝了多少酒。
然后我看到他躺在地板上，凯文·达尔格伦在他旁边蹲着，捡起他掉下的酒杯，嗅着上面的味道。我当时并不在场，只是听达尔格伦叙述过，可是我心中浮现的景象鲜明得就像我曾亲临现场一般。达尔格伦闻到了上等纯麦威士忌香味中透出来的苦杏仁臭味。我一生从没闻过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但我的想象力足以逼真地创造出这种味道来。
下一个镜头是马蒂·麦格劳。他坐在跟我相遇的那家无上装酒吧，一手抓着烈酒的酒杯，另一手拿着啤酒杯。他脸上有一种天人交战的表情，嘴巴说着话，可是我编不出他说的内容。廉价威士忌的气味从烈酒杯飘到我脸上，走味的廉价啤酒味从另一个杯子里传来，两种味道融合在他的呼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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