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九一一以后布洛克笔下的这些人与那些人没这么工整的戏剧性，同样在大毁灭的背景下，联系起他们的不是美好的音乐而是冷血谋杀。从小说的命名、从小说角色的选取设计，我们感觉到布洛克的宏大企图，但这个构图在小说的“实人实事”展开时却审慎起来了，我们读到了一点点象征，一点点讥诮，一点点控诉，也有一点点不满(如搭乘飞机的严格安检)，都只是一点点而已，其他的，便只是恍若无事的迷茫而已——我猜，这应该就是纽约到此为止的程度相当的真实景况，也是书写者布洛克个人的犹豫。这个纽约记忆里史无前例也没思维线索的奇特灾难，大家都还不知道该如何想它，像崩塌双塔后宛如缺了两颗大门牙露出的空茫风景。
把死亡还原
有一种如今大家都已耳熟能详的说法，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杀人如麻的前苏联共产头子斯大林率先讲出来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就只是个统计数字而已。
这样的说法今天常被用来控诉新闻媒体，但其实早在新闻媒体肆虐全球之前，这类效应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这里头有基本的人性在起作用，新闻媒体不过是在此基础之上更荒谬更夸张更消耗地予以呈现或加以利用而已。
死亡是人们永远想不清楚、驯服不了的奇怪之事，有太多悬而未解的空白部分，我们永远等不到一个《白鲸记》里借由棺材浮子从死亡处返回的伊希梅尔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死亡既是最突然的，却还是最稳定可预期的;是最可怖的，但我们却又同时知道它是最平常的，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它既是人一切情感、欢爱、梦想、思维毫无补偿的戛然而止，但我们却又看到了再多的死亡都阻挡不了地球继续运行，人们依然在街上行走，如一旁的殡仪馆火葬场的大烟囱时时一缕黄昏炊烟一般的唤人回家。
我们如何看待这样各据一端的死亡矛盾呢?这里我们依然只选其中一个点来谈，那就是死亡如何成为一种形式可感的问题——当然，每一个人感受悲天悯人的程度不同，但大体上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说，没有内容没有着色的光秃秃的死亡本身并不触动我们，只因为我们早已晓得这是一切有生之物的“合理”终点，除非我们察觉出此一死亡和我们自身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个联系既因死亡的降临而回光返照地彰显，更同时被此一死亡所悍然打断，我们于是感觉到某种丧失，并预言着他日我们自身无法遁逃丧失，从而引发惊吓、不舍、哀恸、愤怒等种种情绪反应。因此，不是死亡绝对量多寡的问题，而是这个联系的强弱深浅问题，换句话说，真正可感的，不是我们未曾经历的陌生死亡，而是同情、同识、同处境、同梦想这些我们熟悉不疑事物的乍然失落，是生者的悲伤。像《红楼梦》书中，最触动林黛玉的死亡不是人，而是季节变换里寻常的花凋花谢，只因为对孤傲自怜又仍是文艺青年的黛玉而言，一朵辞枝的花和她生命的当下联系，除了贾宝玉，远远超过大观园中的芸芸众生。
也因此，在布洛克另一个杀手凯勒系列中，以宰人为生的职业杀手凯勒，对他受命狙杀的目标不愿有任何实质内容的了解，他只要一张没情感没想象的大头照，知道此人家住哪里、在哪里上班、在哪里出没游荡，活动路线及其地形地貌如何，不想触及此人是否有妻儿、家中养不养猫狗、小孩做不做牙齿矫正等生活琐事。这是杀手远庖厨的自我职业限制，你不要去杀去吃一个熟人一个朋友。
死几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我想，这倒不一定是数量让我们麻痹、让我们冷血的问题，而是我们有限容量的思维，装不下如此大举掩至的死亡，除非其中有亲人、有朋友故旧，否则你凝聚不了思维感受的焦点，发展不出必要的联系。每一个死难者都跟你距离一样，这有点像古寓言里那只饥饿但理性的驴子，当它面对两堆完全等距等量的牧草时，它无法选择，只有呆立饿死一途。当众多死难者完全等距且扁平地存在，它于是只能回归成一个概念，死亡的空洞概念，一个数字，抽象的统计数字。
因此，小说处理灾难性的众多死亡，便只能选择“这些人与那些人”式的作注形式，它得聚焦凝视有限的、甚至单一的死亡，和凯勒做的相反，重新告诉我们这个人或这几个人是否有妻小，家里是不是养着猫狗，小孩多大多令人烦恼，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云云——小说书写，把陌生的死亡转变成熟人的死亡，也把遥远的死亡带到我们跟前，带进我们有限的经验感受范畴里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如此，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是如此，我的老师朱西宁先生的《八二三注》也是如此，不用说，布洛克的这本《小城》也是如此。
进行中的死难
唯一不同的是，《小城》写得早也写得快，不像《战争与和平》、《西线无战事》或《八二三注》的长时间等待、观看和思索——双塔倒了也清理了，尸骨已寒，纽约空气中的硝烟味和尘埃落尽，但人心中的尘埃没这么快，它仍在迷茫的风中漂浮游荡，在人心中，这仍是进行中、未完成的一次死亡。
我建议，我们把这本《小城》看成布洛克很有魄力、极负责任的一次职业实践，也把它当成新的纽约死亡的一部序曲。
52书库推荐浏览： 美]劳伦斯·布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