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手把话筒蒙住：“讲一个你女儿会知道的事。”
他耸耸肩：“狗的名字?”
我对着话筒说：“叫她告诉你——不行，等等。”我又把话筒蒙住，说，“他们很可能也会知道，他们跟踪她一个多星期了，知道她的作息时间，肯定也看过她带狗出去散步，听到她叫狗的名字。再想一个。”
“之前我们还养了另一条狗，”他说，“一条小的，黑白相间，后来被车撞了。养那条狗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娃娃。”
“可是她会记得?”
“怎么可能忘掉?她爱死那只狗了。”
“她那只狗的名字，”我对着话筒说，“还有以前养的那一条。叫她描述两条狗的样子，把狗的名字讲出来。”
他觉得很有趣：“一条狗还不够，非要两条不可。”
“对。”
“这样你才能得到双重保证。我就满足你吧，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他是用公用电话打来的，这一点我很确定。他讲电话的时间不是很长，投的钱都还没用完，不过这一套做法无懈可击，现在他不可能改变做法。本来他在用公用电话，现在得设法查出两条狗的名字和长相，然后再打电话给我。
假设这次他并没有用洗衣店的那部电话;假设他是开车出去，到离他家颇远的某条街上用那里的公用电话，现在他得开车回家，停车，进屋去问露西卡·兰多她那两只狗的名字。然后他得再开一段车，找到另一部公用电话，把那些情报再转告给我听。
我会不会这样做?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或许我会再花一个硬币，省点时间，也省得跑这一趟，直接打电话给留下来看守女孩的伙伴，叫他暂时把塞在她嘴里的东西拿出来，问到答案。
如果现在港家兄弟在这里，该有多好。
这可不是我第一次那么想。如果能让吉米和大卫进驻露西卡的卧室，把他们的调制解调器接上她的史努比电话，把电脑放在她的梳妆台上，事情就会变得多么简单!他们可以用露西卡的电话监听她爸爸的电话，不论任何人打来，我们都可以立刻追踪到对方的位置。
如果雷打电话回家问狗的名字，而我们在这边监听电话，那么在他知道狗叫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藏匿女孩的地方在哪里了。在他再打电话给我之前，我们早已派车守住两个地点，等他一打电话就逮他，然后再去包抄他的房子。
但港家兄弟并不在这里。我只有TJ，呆坐在日落公园的一间洗衣店里，等着别人来用电话，倘若他没有明智地把一半财产浪费在买寻呼机上，我就连他这项资源都没有了。
“真要叫人发狂，”尤里说，“坐在这里盯着电话看，等它响。”
那电话可是慢条斯理的。显然雷——我一直是这么设想的，而且有一次几乎就要脱口直呼他名字了——显然他不知：为什么理由，并没有打电话回家。算他得开十分钟车回家吧，盘问女孩十分钟，再开车十分钟回来打电话给我们。要是他心急，应该会更快，但如果他中途停下来买包烟，那可能就要久些，或是她人事不省，他们得把她弄醒。
就算它半小时吧。或许长一点，或许短一点，但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如果她死了，那可能就要更久了。假设她死了，假设他们一开始就杀了她，在打第一通电话给她父亲之前就杀了她。那显然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没有逃跑的可能，不必担心她尖叫。如果她真的死了呢?
他们不可能承认。一承认就没有赎金了。他们不可能急需要钱，不到一个月前他们才从凯南手里拿到四十万，不过这并不表示他们不想弄到更多的钱。钱这玩意儿，没有足够的，若非如此，他们不会打那第一个电话，也根本不会去绑架谁。如果你只是想找刺激，那么在街上随便挑个女人不是很容易吗?何必这么大费周章。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
我猜他们大概会找个理由搪塞，说她人不清醒，说她被下了药，不能集中意识，没办法回答问题。不然就随便编个名字，硬说那是她讲的。
那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在扯谎，而露西卡已经死了。但人总是只相信我们想相信的，而我们愿意相信她还活着，即使只有一点点希望。所以说我们可能还是会付赎金，因为如果我们不付，就连那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电话铃响了，我立刻把它抓起来，结果是个拨错号码的家伙。我打发了他，但三十秒钟后他又打来，我问他打几号，他讲的就是这里的电话，可是他原来想打到曼哈顿去。我提醒他得拨区域码。“噢，老天，”他说，“我老干这种事，真笨。”
“今天早上我也接到几个这样的电话，”尤里说，“打错号码的。真烦人。”
我点点头。万一我在应付那个白痴的时候，他正好打电话来呢?果真如此，他为什么不再试?现在线路已经不忙了，他妈的他还在等什么?
或许我犯了一个错误，不该跟他要证据。如果她早就死了，那我只是在逼他们摊牌而已。他可能决定不理我了，干脆取消整个行动，逃之夭夭。
那样一来，我岂不是要等上一辈子，因为我们再也不可能等到他们的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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