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她把眼光转向我。她的眼睛背着街灯发出的光，我没法看清她的表情。
她说：“这叫心灵创伤，对吗?是由于人心理上受过伤害而引起的神经官能症。”
看上去她象是在问我，于是我答道：“我觉得还是你刚才的那种说法好。”
“我说什么了?”
“倒霉的事接连不断。”
“那还不是一回事。”
“不一样。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你心里踏实着。”
“我不能再去精神病医生那儿了。”
“那你就成了柏林唯一不去医生那儿的人了。”
“我试过好多次。”
“然后失望了。”
“是这样。”
“于是你就去了新市政大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和我一起去翻那堆陈垃圾，其实你也知道这堆垃圾就是他。治疗醉酒的唯一方法是服用催吐剂，这种药量你也知道，无论如何你不能爱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东西。”
我极其小心地和她说着话，尽量不去引发那些我极想知道的问题，她要能主动讲出来要多得多。
“你对我看得太清楚了。”她说。
“这并不复杂。”
她走到了我身边，站住了，小腿笔直，臀部微含，大腿向前挺起，线条清晰的身体弯曲着象把崩紧了的弓。这站立的姿势就象一个穿了一身黑的斗牛士。如果换了个更带女人味的女人的话，这可视作是种挑逗，可在她，这只能是种挑衅。
“你为什么要到这来。”她问我。
“这是我两种选择之一。”
“除此之外呢?”
“报告警察。”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她眯起了眼，眼皮之间只剩下一条蓝线。
“报告警察?”
“作为目击者，我看到了一次未遂谋杀事件的发生，我有报警的义务。”
“那你为什么不呢?”
“有两个原因：其一，对你，那可能是种错觉，对我，那可能仅仅是湿滑的雪地上的一次事故，就象看上去的一样，其二，我是个英国人，在英国，有了事人们习惯于去找警察，因为那是他的职责，可在你的国家，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忘记这个。”
“你不相信我们的警察?”
“我肯定这个机构是由一些素质优良的人组成的，但昨天他们逮捕了一位自己的高级官员，总理的卫队长，罪名是大屠杀。这件事说明了德国警察的力量，但也暴露了它的软弱。”
说着我站了起来，端起了我的杯子。怀子空了，她赶紧从我手中接了过去。
“你还是没说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这还是两种选择之一。我曾提议去酒吧，是你让我来这的。”
“我只想和你随便聊聊。”
“你是想找个人把心里话一吐为快，至于他是谁你却不在乎。”
“是这样。这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你是不是在想我这个人怎么连个朋友都没有?”
“的确如此。有朋友的人是不会找陌生人说心里话的。”她又递了杯酒给我，面部显得十分苍白，原先的那种傲慢已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我接着说，“只有最愚蠢的人才找不到朋友，这种人在舞会上随时可见。”
她看上去已完全放松了：“你让我感到轻松。我大概是有点歇斯底里了。你大概不会把我当成个患有受迫害综合症的精神变态者吧?”
“看上去不象。有人两次企图杀人，你却提也没提。”
“没什么好多说的。”
不管怎样在走之前我必须把她的底摸清。对此她没有推搪，甚至连我的关切心情也没看出来。
“他们有他们的理由。”这个回答来得有点突然。
“他们?”
“纳粹组织。”
“你是说纳粹组织有要杀死一个差不多爱上希特勒的人的理由?”
“你非这么说不可吗?”
“起码是无法摆脱那个已死去了的上帝的形象。”
她的双肩松弛，逆反心理已消失，那种让她一吐为快的发泄已耗尽了她的精力。她差不多是毫无兴致地说道：“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称它‘不死鸟’。对我来说组织象我的再生父母，因为我母亲那天晚上没能过得了维登达默大桥，一块弹片击中了她。以后我逐渐长大了，二年多前我叛离了那个组织。事情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一开始我只是不去那幢房子了，他们找到了我，想方设法让我回去，因为我知道的实在大多了。我知道活着离开地堡的人以及其中一些人的下落。我还知道鲍曼现在在什么地方。但我拒绝回去，只是向他们发誓永不说出那些秘密。他们两次想杀我大概是认为我泄了秘，要不他们有了新的领导人，改变了以前的政策。”
我喝完了酒。该走了。
“我们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做这些我们不该做的事呢?”她突然发问。
“那是因为你提到的那些朋友的缘故。他们开车太野，还不愿用剎车。希望你能保重，如果什么时候又感到无法忍受了，就对录音机谈谈，事后把磁带烧了。你也可以去找法官，但千万别再去找陌生人了。因为你不知道陌生人离开你这会去什么地方，如果他去了中央情报局或是某个纳粹组织，那就不是什么制造事故的问题了，不出一个小时他们就会直接到你这儿来。你也不能过分相信法官，他也不是什么防弹保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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