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儿，我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琼斯被人杀死了。
我问波尔他是怎么死的，他告诉我说，他的尸体漂在格伦沃德湖的水面上。看来这就是琼斯的归宿。人都有个归宿，谁都知道自己在哪儿生，却不知道在哪儿死。在家中，在离家仅一里远的十字街头，还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归天;在睡梦中死去，在潮潮的道路上倒毙，还是在高山深谷中暴尸。那个叫做格伦沃德的湖泊看来是属于琼斯的。
我到局里后的这段时间内已有5个人被杀了，但这一位据说是杀不死的。
在我的要求下，波尔又进一步透露了一些有关琼斯死时的详细情况。
“一颗从远处飞来的9.3口径的子弹击中了脊骨，与查灵顿的死因完全相同。”他告诉我说。
随后，我们都闭口不谈琼斯，就好像这个人从没存在过一样。波尔正把他的圈套慢慢套向我，我也听之任之了。背靠观剧台的墙，我静静地坐着，听任他用那已让我厌烦了的抑扬顿挫的语调向我诉说着。
“我们都觉得在战争罪行的调查工作中干得不错。尽管在《伦敦协议》的条款规定下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地从事这项工作，但你仍选择了深藏不露的方式，据说连Z委员会的头头都不知道谁该为那些逮捕负责。因此我们认为你之所以这样做是还想继续干下去。”
他顿了一顿想等我证实他的说法，我却更乐意保持沉默。
“还有，你这次任务的调查范围是三周前局里根据巴黎方面的压力决定的。目前，只有你最了解新老纳粹分子在柏林的领导核心了。这对我们、对你，都是太重要了。”
这次他没有等我去接洽，这实在是危险，等后来我意识到的时侯，已是太晚了。我的默不作声表现出一种未置可否的态度，让他继续唱他的独角戏。剧场里那轻柔的乐曲声从没间断过，让人昏昏欲睡。
“由于你的间接原因而被逮捕的15名战犯中，有5名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还认为，最近发生的沃格勒将军、蒙茨将军和巴隆、冯卢丁的自杀都出自于他们内部的压力，而不是他们的本意。”
接着他又谈到了三位法庭证人被枪杀后毁容一事。
“干掉他们并不是为了减少汉诺威审判的证人数量。你也知道，这样的证人我们有近千名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能干掉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剩下的人仍能作出确凿的定罪证据。结论是，杀人的动机是报复。如果联邦警方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措施，相信还会有12个人遭到杀害，以凑满15之数，为15名定了罪的战犯复仇。除此之外，还可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进而吓阻更多的证人为即将举行的波恩和纽伦堡审判出庭作证。他们企图用恐怖手段阻止汉诺威审判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我终于摸清他的口音了。他说纽伦堡的纽字带着莱茵腔。
接下去他又谈起住在前德属殖民地圣卡特里纳和阿根廷的7万名逃亡纳粹，其中包括希特勒的副手鲍曼。
“你也知道那个称作‘法库拉’的组织在艾希曼被绑后对犹太人大施报复之虐。”
我真希望他再也别说“他也知道”这一类的话了，告诉些我不知道的事不是更好吗!
“但桑森在柏林。”
他猛然间停住话头，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上钩了。
“是海因里希·桑森?”我追问了一句。
“就是他。”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那是个脸色苍白的瘦弱的男人，颈部皮肉松弛，嘴巴耷拉着像个口袋。他那圆圆的肩膀与他的领袖如出一辙，一双小眼，却蓝如冰晶，而说话声则像寒风中的芦苇。
我还能记得20年前见到他时的情景。那是八月间的一个早晨，3百个人列队站在布吕克纳沃尔德森林肥沃土地上的一个大坑边。这个坑出自他们自己之手。一辆党卫队的轿车开了过来，连鸟儿也闭上了嘴巴。党卫队分队长海因里希·桑森跨出车门，在那3百个一丝不挂的裸体身后来回踱着步，看那样子是在对他们进行视察。当他转身走回来时，我有了好好观察一下他的机会。在军阶相同的人中，他的年龄较轻，因此对自己的制服很有几分自豪。他不像个恶棍。那些个行同狗彘的恶棍往往先从警卫手中夺过鞭子，使劲抽打那些毫无血色的屁股，直到让你惊奇地见到血为止。有时他还会故意捏住鼻子，提醒大家，这些人是用装牛用的闷罐子车，每节车90人，一夜之间从130英里以外的地方运来的。然后，他再拔出左轮手枪。先打死一名犯人来为他们的取乐活动开个头。桑森对这种做法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是个军官。
但作为一名目击者，我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更坏。
突然间从队列里冒出一个人来向党卫队分队长走去，一名警卫见状马上大声嚷嚷起来。他幸运地没被乱枪击倒，因为好奇的桑森想知道他想干什么，因而抬抬手阻止了他的手下那样做。走出队列的这个人以前的身材比桑森要壮实，这点从他皮肤下显露出的那付宽宽的肩膀上可以看出;但眼下此人瘦小多了，肌肉已不复存在，弱得像个纸糊人一样。据我所知，这批人几个月来仅靠吃橡果、面包屑和喝臭水度日，很难判断他们已有多长时间没吃过一顿象样的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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