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审判越来越难了。定了罪的罪犯不处绞刑，而证人反而在遭枪杀。世道变了。”
我紧闭双目静静地坐着。剧场内的灯光暗了下来，一位姑娘随着乐曲开始了演唱。
波尔不再说下去了。他清楚在说服一个人时要有停顿，给对方以必要的时间去思考和权衡。
“那些政治上的争论不休让别人去操心吧，我才不管呢。”我耐烦地说。
他用沉默来表示他并不赞成我的看法。
“波尔，我不自称我已摸到人类现状的脉搏，也不想知道人类的未来——如果人类还有个未来的话。我只是累了，我只想告诉你，你找错了包厢，这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他动了，我赶忙睁开眼晴。也不知他从那儿拿出塑料文件箱来，想必他把它藏在了外套下面，要不我不会看不见的。他随手把箱子放到我的腿上。
“我把这个东西留给你。”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说。
我碰也没去碰那个箱子。
“你的脸皮可够厚的，波尔。”
“我们已安排了一个人来保护你的安全，同时也为你这次任务所需要的作了必要的准备。”他悄悄告诉我说。
“我用不着别人保护。”
“如果你遇到危险怎么办?”
“我是吉人自有天相。”
“你知道你要冒的风险，奎勒。”
“琼斯不也有人保护吗?”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那是，不过要防备从远处射来的枪弹太困难了。”
“必要时，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法来对付我的。我用不着人保护，波尔，而且我把话说在前头，你们也别背着我在我身边安置人。要干我就单枪匹马。”
时间坐久了，腿都快麻了，腿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箱子滑了下去，我没去管它。乐曲声又增大了。
这时，波尔又说：“必要时你可以去找这两个人。”
“我什么人也不找。”
“一个美国人，叫弗兰克·布兰德，还有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叫兰茨·亨格尔。他们……”
“让他们离我远点。”
“你的联系人……”
“让他也离我远点。”
“就是我……”
“那么你也离我远些。”
如果我插了手，我就要干到底了。他们真不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更不该派这个波尔来引我上钩。这些该死的家伙。查灵顿死了，他们找到琼斯去顶替;现在琼斯死了，他们还需要另一个人去当替死鬼。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他们还能找谁去呢?含辛茹苦6个月，又轮到这档子倒霉事，就因为我有经验，又能信手拈来，而且他们还有个现成的口袋让我去钻。可以想象得到，那帮家伙站在伦敦总部那总散发着油漆味的会议桌边，说：“只要告诉他有人在柏林看到了桑森就可以让他就范。”随后，他们点燃了雪茄，把波尔叫来如此这般交待一番。
对于纳粹组织是否复活一事我一点也不在乎。如果是桑森出现了，我可用不着他们来讨我的好。事实上他们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腿终于麻木了，我只好手膝着地爬到包厢后部，坐到了椅子上，看上去好像我刚刚休息完从外面回来似的。波尔也步我的后尘爬进了他的椅子里，随手还掸了掸他的裤子。我闭上了双眼，安坐不语，可脑子却像开了锅似的。
对波尔的不满已烟消云散了，因为我决心已下，需要的话，甚至我还可以承认是我错了。多年来我一直像我受到过的训练那样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当我奉命去Z局工作，为汉诺威特别法庭捉拿罪犯时，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得大张旗鼓不可。如果当时我那样做了，那么6个月下来，我的面孔早成了枪手们瞄准镜十字在线要搜索的最熟悉的目标了，我倒并不为此耽心，因为我身边老有6个人围着，就象个总统似的被装在保险袋里。我就是喜欢不露行踪。在柏林干了6个月，可以说我对这个城市已是了如指掌，但我的面孔在这个城市还是陌生的。可我当时的这种做法现在竟被人用作钓我的钩子。
难怪，他们找到了我的头上。
有一阵子，波尔可能觉得我不会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了。当后来他明自了事情很顺利时，他就把箱子交给了我。箱子里一定装着他们翻箱倒柜所能找到的所有材料，如人名，疑点，人物档案，线索，推测等等。为此，总局档案室一定让他们翻了个底朝天。但是，他们来找我的真正原因是，我知道的比他们能找到的要多。
我叫了声波尔，他正歪着头，抱着胳膊坐着看演出呢。听我叫他，他把头歪了过来。
“告诉他们别再偷听我的电话了。这样有助于我掌握我的通话状况，如果我再听到有窃听的咔嗒声，我就可断定是对手在偷听我的电话。”
“好主意。”
“也不要派人保护我。”
“注意到了。”
“广播邮政信箱和股票交易市场广播节目。”
“安排好了。”
这时，舞台上重新又站满了人，乐曲声也大了起来，我向他要他的照片，他给了我一张。文件箱上的拉链是联锁装置，开启时声息全无，箱子里有个黑面的活页夹。这是一份备忘录，字里行间的空白处无形地描述着我的未来。它详细地记载了我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却无法预示可能降临到我头上的死亡的方式。这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文件，封面上只印了一个字母：Q(奎勒姓氏的头一个字母Q——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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