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利象个假装在思考的学童用左手抓抓头侧。“‘好啦，’我说：‘算了。我会把这件事写出来登在报纸上，不写苏联人先到那儿的事，而是写另一部分——树林里的龌龊工作这类无聊的东西。’我对他说：‘虽然马戏团认为它不够好，相信在报社还派得上用场。’后来他又碰了一次钉子，第二关，有个猫头鹰打电话给报社老板，不准‘那头大狒狒’韦杰利写易金明的故事，并给他一分正式的警告单：‘一切与化名为何杰克之易金明有关的进一步报导，都损及国家利益，必须严加禁止。’因此我又回去报导女子桌球队的消息了。干杯吧!”
“那个时候你已经写信给我了。”乔治提醒他。
韦杰利面红耳赤。“很抱歉，”他说：“我受反仇视和猜疑，刚从外面回来，最好的朋友又不信任我了，不如找个陌生人。”他接着说：“那时我认为德比有点过分。我不该写信的，对不对?那是犯规的。”在尴尬的表情中。他挤出个苦笑。“不久，我又听说你被开除，更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你不会是独个儿在进行调查吧，老兄?不会吧……”他没有再问下去，不过他或许已知道答案了。
他们分手的时候，乔治轻轻地搭着他的胳臂。
“如果德比再和你联络，我认为最好不要告诉他我们今天见过面，他是个好人，但他老是以为别人连手反对他。”
“老兄，我不敢做那种好梦。”
“不过如果他真的在这几天跟你联络，”乔治继续说，声音听来好象漠不关心似的。“你甚至应该警告我，或许我可以帮你圆谎。我想起来了，不要打电话到我家，拨这个号码。”
韦杰利突然匆忙起来，那个足球员的报导是不能再拖了，但当他接过乔治的名片时，却奇怪而尴尬地避开乔治的目光，问道：“老兄，你没在做什么不对劲的事吧?”那笑容可真是难看。“族里没发生什么大骚乱吧?”
乔治笑一笑，轻轻把一只手搭在杰利宽大而微驼的肩膀上。
“随时来聊聊。”韦杰利说。
“我会记住。”
“我一直以为打电话给报社的人是你。”
“不是我。”
“或许是叶普溪。”
“也是他。”
“随时来聊聊，”韦杰利再说一遍。“对不起，你知道。代我问候安妮。”他犹疑不决了一阵子。
“杰利，有话就说吧。”乔治说。
“德比说了些有关她和彼尔的坏话。我叫他少废话，没那回事，对不对?”
“谢谢，杰利，再见。”
“我知道没那回事。”杰利很高兴地说，然后竖起一根当做是羽毛的手指。
第二十九章
那晚，乔治独自一人在爱黎旅馆的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于是再次拿起欧莱肯在孟德皑家里交给他的卷宗来看。那是五十年代后期的档案，当时的“马戏团”象政府其它部门一样，受到彼此竞争的压力，不得不严加调查所有办事人员的忠诚。大部分的调查所记录的只不过是些日常工作和琐事：电话截听记录、监视报告、跟研究员和朋友等人无数次会谈记录。但其中有项文件却象磁铁一样吸住了乔治，使他看完后还放不下手。那是封信，索引栏里直接注明：“韩彼尔致范史维信件，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说得明确点，那是大学生韩彼尔写给导师范史维的信，而范史维是“马戏团”的情报员探子。彼尔在信上推荐年轻的裴杰岷，认为他是英国情报局应该吸收的新血液。该信有段歪歪斜斜的注，那无名作家写着：“‘乐观者’是上等阶级的基督教俱乐部，会员大都是伊顿学院学生。范史维(曾获英国荣誉勋章，见人事档案某某号)是乐观者俱乐部的创办人，在那年，韩彼尔(档案编号无数，可前后参照)是最出色的会员。韩彼尔的父亲在世时，也是该俱乐部会员。‘乐观者’的政治色彩极为保守去世多年的范史维是狂热的‘帝国分子’，而乐观者俱乐部是他个人为‘马戏团’储备人才的地方。”很奇怪，乔治仍隐约地记得范史维当年的样子：一个瘦长的热心人，戴着副无边眼镜，拿着把英国首相张伯伦爱用的那种雨伞，脸上有种不自然的红晕，好象还在长牙似的小孩子。欧史蒂称他为最“神话般的教父”。
“亲爱的范老师，我建议您去调查一位众所周知的年轻人(审核员附注：即裴杰岷)。您可能会认为杰岷——如果您本来就认识他——是个略有成就的运动家。而您不知道但该知道的是，他是位极优秀的语言学家，但并不是个书呆子……”(接着是段异常正确的传说摘要……巴黎勒勤努公立中等学校毕业，申请伊顿学院，但从没去念;在布拉格念过耶稣会日校，并在斯特拉斯堡〔译注：法国东北部之一城市〕念过两个学期，双亲在欧洲从事银行业，属于小贵族，已分居……)
所以我们的杰岷对国外的情形非常熟悉，他那副孤儿似的外表非常吸引我，令我无所抗拒。此外，他虽然集欧洲各地之大成，，但可不要搞错，他仍是地道的英国人。他目前是个奋发但有点困惑的人，因为他刚注意到足球场边线外还有一个天地，那天地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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