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在印第安人居留地附近城市的一家报馆工作，起初当杂务工和信差，往印刷厂送材料，打扫办公室，部分时间还兼差当汽车司机。后来报纸出版人看中了他，要他采访印第安人居留地的新闻。比尔的父亲认为要他出去采访是拿他开玩笑，但是报纸出版人鼓励他试试，于是他开始采写一个月出版一次的专栏，编辑部的同人给了他很多业务上的帮助。他很聪明，很快就独立工作而不需别人的帮助了。
有一天，出版人把他叫到一旁说，读者不愿意看报纸上的印第安人事务专栏。有几个广告商威胁说，如果这个专栏不撤销，他们就不再在报上登广告。
“我得听他们的，”出版人说，“我很抱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你何不自己去办一张报纸，专门报道美国印第安人的消息和问题?”
出版人向比尔的父亲提供资金，要比尔的父亲以后用报纸的一部分收益偿还。
比尔的父亲同意了，办起了这张报纸。父亲死后比尔继承了父业。
《本土美国人时报》自从开创以来尽管有时也能做到收支相抵，在财政上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很少有广告;主要的收入是比尔·泽·艾从基金会募来的捐款以及从联邦政府拨给别的美国印第安人计划的拨款中“偷来”的。这张报纸的出版并不受到联邦官员的青睐。在比尔的主持下，报纸成了为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中争得一席地位而大声疾呼的不懈的战士，报纸的言论经常对印第安事务管理局、国会、白宫以及不公正地对待印第安人的其它官僚机构进行严厉的抨击。
比尔·泽·艾的外表同他为事业强烈献身的精神似乎有点不相称。他举止温和，声音轻柔，在人前甚至有些腼腆，他曾经在西北大学读新闻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新闻硕士学位，他住在亚利桑那州首府前尼克斯市郊的阿巴契印第安人居留地，过着俭朴的生活，平日驾驶一辆陈旧的“墨丘利”牌旅行轿车。他的衣橱里只有十几条斜纹布裤子和篮斜纹布衬衣，那些衬衣都是快干不用熨的，还有几件运动茄克衫，这些衣服全部是用他唯一的一张罗布克-西尔施百货公司购货信用卡购买的。他随身携带着一张美国捷通公司发给“美国印第安人时报公司”的信用证。
“好了，你可以把过去半年的经历说给我听了。”他笑着说。
“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克莉斯汀说，“我可以概括地说。”
“快说。”
“过度的工作，最恨夏天的炎热，网球技术在继续提高，还有——”
“还有?那个人是谁?”
“哦——”她莞尔一笑，摇摇头，“没有什么，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的迷恋而己。”
“你在电话里好象不是这么说的。”
“嗯，也许当时是有一点意思，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叫什么名字?”
“罗斯，罗斯·利曾贝。”
“是暴力犯罪特别分队的。”
“你怎么——?”
“我是新闻记者，亲爱的。我什么都知道。”
她笑得轻松而真切。“喂，比尔，你怎么会认识罗斯·利曾贝的?”
他喝了一口开胃酒，身体朝后靠在椅背上，这样他的脸也就从他俩头上一盏红色电灯的光照下移开了。
“克莉斯，”他说，“你知道暴力犯罪特别分队在芬尼克斯市有一个智囊团，不是吗?”
她摇摇头。“不，我不知道。”
他的脸上又进入了红色灯光的光照范围。“哦，他们大约一年前成立了一个智囊团，设在1977年成立的技术研究所内。他们搞这个智囊团是为了研究高度机密的政府计划。”
“很有趣，但还是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
“你的朋友曾经一度外出。实际上，我曾经为印第安人居留地一名少女被谋杀的事想找他谈谈。你记得吗?6个月以前?”
“记得。出事的时候你来过电话。当时你感到非常困惑不安。”
“我认识她，一个可爱的孩子，典型的印第安人的环境——酗酒的父亲打她出气，母亲死于酗酒，平日受够了与之共同生活的男人的鞭苔。这是美国印第安人司空见惯的连续剧。”
他的语气严峻起来。一说到他的同胞——他的同胞悲惨困境他就严峻起来。当他讨论到他的同胞的命运的时候，他要不就义愤填膺，要不就潸然泪下。
克莉斯汀伸过手去紧握住他的手。
“你曾经想找罗斯?”她说，她感到奇怪，早些时候她提到比尔的时候，罗斯似乎连比尔的名字也不知道似的。
比尔说：“我知道暴力犯罪特别分队在芬尼克斯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我想找他们了解他们对印第安少女被杀事件掌握多少线索。从外部迹象看来它肯定是连续谋杀中的一件。在那个地区至少发生六起谋杀事件，但这一件是在印第安人居留地首次发生的谋杀案。作案的手法也有所不同——她不象其他几个案件，受害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天啊，凶手还在被害人的身体上戳上符咒记号。但这种事在休的身体上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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