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天我拨了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安妮塔来接的，我告诉她已经寄了一张汇票去。“我最近赚了点钱。”我说。
“好啊，我们会想法子用它，”她说，“谢了。你想跟孩子们说话吗?”
我想又不想。他们正好到了我跟他们说话比较容易的年纪，但讲起电话来还有点笨拙。我们聊了聊篮球。
刚挂上电话，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想法，突然觉得我或许不会再跟他们聊天了。“陀螺”天生就是一个谨慎的人，他能让自己毫不起眼。躲在暗处的生活反而觉得最舒服，但他毕竟还是不够谨慎。我是习惯了公开现身，且事实上必须待在公开场所好引诱对方来杀我。如果杀“陀螺”的凶手决定给我一枪，他会很容易完成任务。
我想再打通电话和他们聊聊，应该有些比较重要的事跟他们聊吧，但我没办法集中精神去想到底要跟他们聊些什么。几分钟后，想打电话的冲动就没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就当没人会来敲碎我的脑袋一样，觉得很轻松。
星期一早上我打电话给普拉格，因为我留了一条非常松的皮带给他，现在得猛拉它一下。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正在讲另一通电话，问我要不要等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回头确定我还在线上，就把电话接给他。
我说：“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警方一直想逮捕我，但他们永远没法掌握证据。”他不知道我以前就是警察。“我可以写一份自白书，并附上足够的证据。我会把自白书给你，做为我们交易的一部分。”
这跟我和贝弗利·伊斯瑞奇的协议差不多，他们的反应也一样。他们都不想在交易中埋下变数。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承认犯了一项大罪，而且自白书要写得跟真的一样，使他们不会想拿枪指着我的头。普拉格当然料不到这些，所以他喜欢我的主意。
他不喜欢的是我开的价钱。
“那是不可能的。”他说。
“那比零零星星地付出要容易。你以前每个月给雅布隆两千块，现在一次给我六万，比给他三年的还少，而且就此永远没事了。”
“我筹不到那么多钱。”
“你会有办法的，普拉格。”
“我没办法。”
“别傻了，”我说，“在你那行里，你是个重要人物，一个成功者。如果你不能弄到现金，一定有东西可以拿去抵押贷款。”
“我不能那么做。”他的声音几乎要崩溃了，“我现在……财务有困难，有些投资该回收的没回收，经济不景气，新建筑少了，利率疯涨，上礼拜基本利率还调到百分之十——”
“我不是来上经济学课程的，普拉格先生，我要的是六万块。”
“我已经借了我能借到的每一分钱。”他停了一下，说，“我没办法，我已经没有——”
“我必须立刻拿到那笔钱，”我打断他，“我不想在纽约多浪费时间。”
“我不——”
“你动动脑筋吧，”我说，“我会再跟你联络。”
我挂断电话，又在电话亭里坐了一会儿，直到一个等着打电话的人不耐烦地敲门。我打开门，站起来，那个人本来想说什么，看到我就改变主意了。
我觉得不开心，因为我让普拉格受到勒索。如果是他杀了“陀螺”’那么他可能会再来一次;如果不是他，我让他受的折磨就毫无意义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舒服。
有一件事在我们的对话中凸显出来：他很缺钱。假如“陀螺”也曾逼他拿出一大笔钱做最后的交易，赶着在被人干掉前出城去，这很有可能使亨利·普拉格承受的压力达到极限。
我在他办公室见面时，几乎要将他排除在嫌犯之外，那时看不出他有足够的动机杀人，但现在他似乎是最有动机的一个。
而且我刚才又给了他另一个动机。
过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哈森达尔，他不在，我留了电话号码。大约两小时后，他回电话来。
“我知道我不应该打电话给你，”我说，“但我有些新的消息要告诉你。”
“哦?”
“我能够跟你要求酬劳了。”
“你已经找到那些东西了?”
“对。”
“办事真快。”他说。
“噢，只不过用了一点侦探程序，加上一点好运罢了。”
“我了解。可能得花点时间才能……呃，筹到那笔酬劳。”
“我可没有多少时间，哈森达尔先生。”
“你要讲理呀，你知道，我们谈的不是小数目。”
“我知道你有不少财产。”
“是啊，但我没有现金。不是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一个住在佛罗里达、家里有大保险箱的有钱朋友。”他在电话里笑了起来，听我没反应，又显得有点失望。“我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最多一个月，可能更短一点。”
听到这样的话，要演这个角色就更容易了。我说：“那还不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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