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误杀了里韦拉之后那段最难熬的时间里，我脑子里不断重复那晚的景象。我一直想要时光倒流来改变结果，就像奇妙的放映师能倒转影片使子弹退回枪膛里。以新的摄影技术来说，就是我想要用双重映像使画面改变：所有的子弹都正中目标，没有跳飞的;或者跳飞的也都射向无害的地方;或者埃斯特利塔那时候正在糖果店里挑薄荷糖，而不是在错误的时候出现在错误的地方;或者——
有一首高中时候念过的诗，不时在我心中浮现，而我又记不清楚。有一天我去图书馆把它找出来抄下。波斯诗人奥尔玛·海亚姆的四行诗：
移动的手指在写，不断地写。
用尽你的虔诚与智慧，
也无法将它删掉半行。
用尽你的眼泪也洗不掉一个字。
我曾为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死而深深自责，但有时候没那么摆脱不掉。当然我那晚喝了酒，但不多，我的枪法不可能因此失灵。而且当时的情况确实该开枪：抢匪有武器，他们已经杀了一个人正要逃走，在射击线上又没有民众。但是一颗子弹跳开，事情就发生了。
我离开警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发生那些事，使我不愿再待在有正当理由也会做错事的地方。而现在，我却有计划地导致普拉格自杀。
当然我没有真的这么做，但我看不出有多大差别。若不是我施压，他不会企图进行第二次谋杀。他杀了“陀螺”，如果我把“陀螺”的信封毁掉，普拉格就不必再一次杀人。我却给了他再杀人的理由。他试了，失败了，于是他躲在角落里，冲动地或从容地自杀了。
我可以毁掉信封的。我跟“陀螺”没订合约，我只同意如果没有他的音信时就打开信封。我可以把三千块都捐出去，而不是十分之一。我是需要钱，但还没到那程度。
然而“陀螺”下了一个赌注，他赢了。他很明白地说：“为什么我认为你会帮我追査呢?因为很久以前我注意到你一件事，就是你认为谋杀和其他罪行是不同的。我也是。在我一生中做了不少坏事，但我没杀过人，以后也不会。有些人会因为一些事实或谣言而杀人，我都会跟那种人保持距离。这是我的原则，我想你也是——”
我可以什么都不做，那么亨利·普拉格就不会以装进尸袋结束一生。然而谋杀和其他罪行是不同的，如果让谋杀者逍遥法外，这个世界会更糟，如果我没做什么，亨利·普拉格就会逍遥法外。
应该有其他的方法，就像让那跳飞的子弹不要进入小女孩的眼睛，并把所有事情告诉那不断移动的手指。
我离开时仍是一团乱。我走过几条街，无目的地走着，然后在布拉尼·斯通酒吧前停下来，走进去。
漫长的一夜。
波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一直换酒吧，因为每个吧台都有一个人跟着我让我坐立不安。我不断地在镜子里着到他，他一直跟着我走。不断的走动和绷紧的神经可能在我醉倒之前，先把酒精燃烧掉了。在这时候，我走来走去会比坐着喝闷酒好。
我选择的酒吧都是比较能让我保持清醒的。我通常在昏暗安静的地方喝酒，一杯是两盎司，熟的话会给你三盎司。今晚我选择布拉尼·斯通和白玫瑰，价格低但杯子也小，而且你买一盎司就只有一盎司，还掺了百分之三十的水。
百老汇有一场篮球赛，我坐在一张彩色椅子上看了最后一节。东道主尼克斯队败给凯尔特人，我坐下来看时才输一分，后来节节败退输掉十二三分。这是凯尔特人的第四场比赛。
我走进阿姆斯特朗，那里有又纯又好的酒，但那时我已经没心情品尝了。我点了杯咖啡坐在角落里。一个安静的晚上，特里娜有空跟我聊。
“我张大眼睛看着，”她说，“但是连他的头发也没看到。”
“怎么回事?”
“那个牛仔。依据本姑娘聪明的判断，他今晚不在附近。你不是要我注意那个像联邦调査局探员的人吗?”
“噢，万宝路人。我想我今晚看到他了。”
“这里?”
“不是，稍早以前。我今晚看到很多影子。”
“有什么不对劲吗?”
“是啊。”
“嘿，”她一双手搭住我的手，“怎么啦，宝贝?”
“我不断找到人来让我为他点蜡烛。”
“我听不懂。你不是醉了吧，马修?”
“没有，但我试过要喝醉，那会让我好过些。”我喝了一口咖啡，把杯子放在格子桌布上，拿出陀螺的银币——不对，我的银币，我买的那枚——把它弹出去转着。我说：“昨天晚上有人想杀我。”
“天啊!在附近吗?”
“离这里几栋房子远的地方。”
“难怪你——”
“不是，不是因为那样。今天下午我扯平了，我杀了一个人。”我以为她会把手抽回，但是她没有。“也不真是我杀的，他在嘴里塞了支枪扣下扳机。一支小小的西班牙手枪，那种整吨整吨从卡罗莱纳运过来的枪。”
“为什么你说你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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