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使你比以前更担心。”
“当然。我怕——我怕所有的事，甚至不敢去想。我想他也许去看了医生，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不对劲。但是我昨晚打电话给他常去看的医生，说他自从去年十一月例行健康检査以后就没再去过，而那次检査他除了血压稍微偏高外，一切正常。当然，他也可能去看别的医生。这些除非验尸是无法知道的了。这样的案子他们会验尸吗，斯卡德先生?”
我看着她。
“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他自杀时，我没有很惊讶。”
“你预料会这样?”
“不是有意识的。不是真的预料到，但是听到消息时，觉得所有征兆都吻合。冥冥中，我觉得我知道他想告诉我他快要死了，他想在死前把事情交代好。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然后我听说他死时你就在场，又想起他曾问我是否认识你，我奇怪你跟这整件事有什么关联。也许他有某些问题请你替他调查，因为警察说你是侦探，而我奇怪——我就是搞不懂他怎么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提到我的名字。”
“你真的不是为他工作?”
“不是，而且我跟他很少接触，只是向他查询另一个人的资料那么简单而已。”
“那就奇怪了。”
我想了一下又说：“上星期我们有一次谈话，我想是我说的某些话特别刺激了他的思绪。我不知道是哪些，我们只是闲聊，也许是因为我某些话中的某部分。”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我想不出还有其他原因。”
“不管那些话是什么，他一直记着。所以他提起你的名字，因为他没有办法说出你说的话，或是那些话对他有什么意义。之后当他的秘书说你在等他时，就触动了他扣扳机的念头。”
我的出现触动他扣扳机的念头，毋庸置疑的。
“至于银币，我就想不出有什么意义了。除非是那首歌：‘你可以在酒吧的地板上转动银币，它会转动因为它是圆的。’下一句呢?内容是说一个女人不知道她拥有一个很好的男人，一直到失去他时才知道。也许他在暗示他已失去一切，我不知道。我想他的意识在死前已经不是很清楚了。”
“他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我想是这样。”她向远方看了一会儿。“他有没有跟你提过我?”
“没有。”
“你确定?”
我假装想了一下，然后说我确定。
“我只是希望他明白我现在一切都很好，就这样而已。如果他必须要死，如果他认为他必须要死，至少我希望他知道我没事。”
“我相信他知道。”
她受了很多苦，从他们告诉她噩耗开始，甚至更久，从在中国餐厅吃晚饭开始。现在她受够了，但是她没有要哭的意思，她不是个爱哭的人，她是个坚强的人。如果他有她的一半坚强，他就不必自杀。他会一开始就叫“陀螺”滚蛋，他不会付钱，不会有第一次杀人，更不必企图第二次杀人。她比他坚强多了。我不知道拥有那样的坚强可以多自豪。也许你也有，也许没有。
我说：“那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在中国餐厅?”
“嗯，他陪我回公寓，然后开车回家。”
“他离开你时几点?”
“不知道。大概十或十点半左右，也许晚一点。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耸耸肩说：“没什么。习惯吧。我当过很多年警察，当一个警察没话说时，就会问问题，几乎不管那是什么问题。”
“有意思，一种学习反应。”
“专业术语是这么说的。”
她吸了一口气说：“好啦，谢谢你跟我见面。浪费你的时间——”
“我时间多得很，不介意随时浪费一些。”
“我只是想尽量多知道他的事。我以为他也许会有什么最后的留言给我，一张字条，或是一封已经寄出的信。我想是因为还不能完全接受他的死，不能相信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以为——不说了，无论如何，谢谢你。”
我不要她谢我，她绝对没有理由谢我。
大约一小时后，我找到贝弗利·伊斯瑞奇。我说必须见她。
“我以为我可以等到星期二。记得吗?”
“我今晚要见你。”
“今晚不可能。而且我还没有钱，你同意给我一星期的。”
“是其他的事。”
“什么?”
“电话上讲不清楚。”
“我的天，”她说，“今晚绝对不可能，马修。我已经有约了。”
“我以为科密特出去打高尔夫了。”
“那不表示我就要单独待在家里。”
“这我相信。”
“你真是个混蛋，不是吗?我应邀参加一个宴会，一个高级宴会，要盛装出席的那一种。如果是绝对必要，我可以明天跟你见面。”
“是绝对必要。”
“何时?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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