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
我抬头往上看，看见酒保热诚的棕色眼睛。“自言自语罢了。”我说。
“这没什么不对劲的。”
我喜欢他的态度。“再给我一杯，”我说，“给你自己也弄点东西喝，我请客。”
我从布鲁克林打了两次电话给简，两次她的电话都在占线。我回到曼哈顿，在阿姆斯特朗又打了一次电话给她，还是在占线。我喝完一杯掺有波本的咖啡，试着再打一次电话给她，结果仍旧是在占线。
我请接线员检查线路。她告诉我话筒没有挂好。其实，就算你把话筒拿起来，他们还是有办法让电话铃声响，我本来想假装是警察，让她帮我这个忙，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作罢。
我没有权力打扰这个女人。也许她已经睡了。也许她有朋友在。
也许有个男人在那里，或者是一个女人。这都不关我的事。
我吃了一些东西下肚，胃里面好像有块热煤似的炽热。我又喝了一杯掺有波本的咖啡把它浇熄。
夜晚飞快地过去。我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心漂浮不定。
我有很多事情要想。
我突然发现自己拿起电话拨了林恩·伦敦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听。没错，她告诉过我她有音乐会的票。而我自己也不记得到底为什么还要打电话给她。我已经料定她那里没搞头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去赴约的原因。
她应该不是想要炫耀自己，只是不想让我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那里。
我又打了一次电话给简，仍旧在占线。
我想到她那里去。搭出租车不用太久。但是去做什么呢?一个女人不会因为希望你去敲她的门而不把电话挂好。
去他妈的。
回到酒吧里，有人在谈第一大道砍杀狂的事。我猜他仍旧逍遥法外。一个还活着的受害人曾经形容过那个人在亮出武器攻击你以前是用什么方法先试着与你交谈的。
我想到我以前曾经读过一个关于抢匪问路和时间的小专栏。我想绝对不可以和陌生人交谈。
“今晚这地方有麻烦了，”我说，“这么多陌生人。”
有几个人看着我。隔着吧台，比利问我是不是还好。“我很好，”我向他保证，“只是今天晚上人太多了。简直无法呼吸。”
“也许这是个适合早点上床的美好夜晚。”
“你说得对。”
但是我不想上床，只想他妈的离开那里。我走到街角处的麦戈文，很快地喝了一杯。这地方死气沉沉的，所以我没待着。我到对街的波莉酒吧，那里的自动点唱机弄得我开始神经紧张时，我就离开了。
外面的空气绷得很紧。今天我已经喝了一整天了，而这空气他妈的好像又灌了我一堆酒，但是我想我可以应付得很好。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的。我完全清醒，神志清醒，头脑也清楚。离我能睡得着的时间还有几小时。
我绕着街区转，在第八大道围墙上的一个洞口前停了一下，然后又在法雷尔酒吧停下来。我觉得静不下来而且杀气腾腾，酒保不知道说了什么惹怒了我，我就走出来了。我不记得他到底说了什么。
然后我又继续走。我在第九大道从阿姆斯特朗那儿过街，往南走，空气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似的使我提高了警觉。就在我觉得奇怪时，一个年轻人从我前面十码处的一个门口走出来。
他的一只手上拿着香烟。当我走近时，他故意走到我面前，问我借火柴。
那些王八蛋就是这么做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把你拦下来，衡量一下你的身材，另外一个人则溜到你背后，用前臂压住你的气管，再拿一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我不抽烟，但我的口袋里通常都放着一盒火柴。我擦着火柴。他把烟塞进两片嘴唇中间，身体往前靠过来。我把燃烧的火柴弹到他脸上，走上前去，抓住他使劲一推，把他跌跌撞撞地推到后面的砖墙上。
我转过身来，准备应付他的同伙。
我身后没有半个人。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条空空荡荡的街道。
这样就比较简单了。我转过来面对着他，他张着嘴，睁大眼睛，离开那面墙。他和我一样高，但体格比我单薄，十几二十岁出头，一头蓬乱的黑色头发，一张脸在街灯下看起来惨白如纸。
我很快地走过去殴打他的肚子。他向我挥拳，我往旁边一站闪过他的拳头，然后一拳打在他腰带扣环上一到两寸的部位。这一拳打得他双手垂下来。我挥起右手臂，用手肘撞他的嘴巴。他两手捂着嘴往后退。
我说：“转过去，把手放在墙上!快点，你这王八蛋。把手放在墙上!”
他说我疯了，他什么都没有做。透过捂在嘴巴上的手，他说话的声音很闷。
但是，他还是转过身去扶着墙。
我走近他，钩着一只脚伸到他身体的前方，把他的脚往后拉，如此一来他就没有办法轻易离开那面墙。
“我什么都没做，”他说，“你是怎么搞的?”
我告诉他把头顶在墙上。
“我只是问你要一根火柴。”
我叫他闭嘴，然后开始搜他的身。他站着不敢动，有一点点血从他的嘴角滴下来。没什么严重的。他穿着一件那种有软毛领子、胸前两个大口袋的皮夹克。我想一般人都称之为飞行夹克。夹克左边的口袋里有一叠卫生纸和一包云丝顿淡烟。另一个口袋里有一把刀。我把手腕轻轻一挑，刀刃就亮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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