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指捏着一朵紫丁香花，还嗅得出一股紫丁香花的气味。尽管我不喜欢这种把戏，但我还是有意鼓掌叫好。沙发上的年轻人张开小嘴打—个呵欠，把一只脚踏到沙发的扶手上。
“是从袖子里拿出来的!”年轻人用低哑的嗓门宣布，“这太平常了，叔叔。”
“是从袖子里拿出来的!”巴恩斯托克伤心地重复一遍，“不，布柳恩，把它当戏法看就太肤浅了。但愿像你说的那样，这是件平常的事，对这样不值一提的小事，格列泼斯基先生这样的行家心中有数。”
他把紫丁香平放在手掌上，皱起眉头看它，接下去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张着嘴，摇头，说不出话来。
“您滑雪的技巧很捧，格列泼斯基先生，”他说，“我是从窗子里看您滑雪的。应当说，我得到了一种真正的满足。”
“看您说的，”我含糊地说，“是这样，我有一个时候跑过……”
“叔叔，”沙发上的人忽然站起来，“您最好给我一支烟。”
巴恩斯托克这才醒悟过来。
“对!”他说，“让我介绍一下，格列泼斯基先生，这是布柳恩，我那亡兄的唯一孩子……布柳恩，来，我的孩子!”
年轻人不情愿地离开沙发走过来。这孩子的头发很密，是个女人，但也许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扎着牛筋的腿又细又长，这是男孩，但也可能完全相反，是道地的女孩。带风帽的上衣又比实际的身材大了3码。一句话，我宁愿巴恩斯托克把他亡兄的孩子直截了当地说成侄儿成侄女，也不愿意在这里胡思乱想。
年轻人朝我微笑，伸出一只粗糙的伤痕累累的手。
“我们吓了您一跳，是吧?”年轻人哑声说，“就在那条路上……”
“我们?”我重复一句。
“对啦!当然不好说‘我们’。要说我和一匹劣马。这马会……我把马眼睛全蒙上啦!”年轻人对叔叔说。
“这不是劣马，是摩托，”巴恩斯托克亲切地对我解释，“一部胡闹而又危险的机器，最近两年它一直慢慢地折磨着我，我觉得总有一天它会把我送进棺材。”
“真想抽烟。”年轻人想起来了。
巴恩斯托克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在他重新把手合起来后，他的手指之间已经夹了一根点燃的香烟，他把烟递给了年轻人。年轻人吸了一口，又调皮地唠叨涝叨起：“又是一根带过滤嘴的……”
“您跑了一阵，大概想去淋浴了，”巴恩斯托克对我说，“马上就要开午饭了……”
“不错，”我说，“我当然要去。再见。”
走廊照旧是空荡荡的，远处照旧传来枯燥的桌球撞击声，淋浴间的门也照旧反锁着。我在房间里胡乱地擦了把脸，换好衣服，就夹着烟卷倒在沙发上。
走廊中一阵尖叫和笑中带哭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跳了起来。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了，传近来卡依莎的声音：“开饭了，大家请吧!”
我穿上皮鞋就朝走廊外走去。但是我一出房门就怔住了。
对面房间的门开着。一个青年人用脚掌顶着门框一边的嵌板，再用背部顶着另一边的嵌板，就这么悬在空中。他从上面向下看着我，朝我行了一个军礼。
“您好，”我说，稍停以后又问，“要我帮忙吗?”
他马上像猫一样轻盈地落到地板上，又向我行了一个军礼，笔直地在我面前立正。
“我很荣幸，探长，”他说，“请允许我介绍，我是上尉西蒙·西蒙纳，搞控制论工作。”
“请随便点。”我说，我们握了握手。
“其实，我是物理学家，”他说，“搞控制论就等于把我当平常的步兵使用。这很可笑!”他突然发出一阵可怕的、笑中带哭的声音。
“您刚才在上面做什么?”我克制住自己的惊恐。
“锻炼，”他回答，“因为我是登山运动员……”
“这么说，您就是那个死去的登山运动员了?”我挖苦他，但马上就后悔不已，因为他又发出了令我毛骨悚然的笑声。
“不坏，这故事的开头不坏，”他哺哺自语，擦了擦眼睛，“不，我可是个活人。到这里来是为了攀登陡坡，可是怎么也爬不上去。周围全是雪。所以我练习爬门、爬墙……”他突然不讲了，停了一会儿，又握着我的手说，“老实讲，来这里是为了消遣。我已经4年没有假期了。这次是医生开的病假条。”他又大笑起来，但是我们已经走到餐厅了。
餐厅很大，有5个窗户。中间有一张椭圆形的桌子，能坐20个人。巴恩斯托克和他亡兄的孩子已经入席了。他文雅地用银勺舀着肉扬，一面用责备的眼光瞅着张大胳膊狼吞虎咽的亡兄的孩子。
桌子一头坐着一位我没见过的太太——一位叫人神魂颠倒的绝色美人。说不清是20岁，还是40岁，雪白的脖颈、又长又密的睫毛、半张半合的大眼、高而蓬松的头发。毫无疑问，这位高贵的王后就是摩西夫人。这样的女人，我过去只能从畅销杂志和豪华巨片中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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