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会有兴趣知道，我们找不到的不只是巴茨小姐的档案。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和１９８１年的轮值表上列在汉利医生姓名旁的１０３个案子，目前有９个都“不见了”。
关于你问到的个别问题，回答于下：
１.诚如你已经知道的，汉利医生在１９８２年因健康原因被迫退休，１８个月后死于肝衰竭。强制退休的原因，跟他工作表现在１２个月之内的日渐恶化有关，而不是因为病情。他拒绝就医，这并不罕见，因为病理学家每天都跟死亡打交道，对于自己的情况大概都已心知肚明。简单说来，汉利医生长期酗酒，愈来愈无法胜任指派的工作。在退休令中加上“健康”这一条，是为了让他能保住退休金，但置他于死地的肝硬化则一直到他死前不久住进医院时才诊断出来。这些事实都是公开记录，我转告给你并没有违反任何保密原则。
２.我跟汉利医生共事了两年半——从１９７９年９月到他１９８２年３月退休——我很遗憾地要说，我从一开始就对他的专业能力抱有保留的态度。我当然无法评断一个在我加入之前进行的、并且没有相关文件档案的验尸行为；不过经过思考，我认为汉利医生的判断力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时必然已受到酗酒的影响。
３.我不清楚汉利医生与里士满警局的德鲁里警佐之问有什么关系，也无法证实你所说的：“汉利医生可能接受了德鲁里警佐的指示，做出一份符合里士满警局希望的报告”。然而，我曾数次对汉利医生表示关切，因为他损害了此部门的独立性，做出的验尸报告似乎与警方对案情的看法如出一辙。这些事件中有两件目前正在接受官方调查。为汉利医生说句话，我不认为他的行动有任何恶意的动机，只是他已经无法再胜任他的工作，为了补救，便对某些警官的“直觉”寄予太多信心。我想在大部分的案子里应该影响不大——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死亡都是“自然”的——但显然在事实有争议时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４.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汉利医生忽视巴茨小姐一案中谋杀的证据绝对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我本身就是黑人，他从来没有对我另眼相待。
他是个好心肠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的工作显然令他难受，尤其是当他必须切开妇女和孩童的胸腔时；他逐渐将此视为“不必要的凌迟残害”。
５.由于没有档案，恐怕我除了支持韦伯教授对那些照片的评判之外无法提供更多帮助。如前所提，有九件案子的档案似乎都失踪了，并有证据显示是汉利医生在离开之前摧毁的。他在本部门服务多年，因此当时决定给他三个月的“缓冲期”。我们认为他是利用那段时期除去了任何他觉得结果可疑的档案。悲哀的是，他似乎对于“法医”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日渐混淆，不停质疑“公正法官”的价值。然而，关于此点并无证据，这样的推测是不可能用在法庭上的。
总之，关于汉利医生在我与他共事期间工作表现及验尸水平的恶化，都已经是公开的事实，我很乐意提供这封信作为支持该点的证据。除此之外，我只能建议你尽可能从各方面收集证据，以便提出缜密而有力的论点，迫使当局对巴茨小姐之死重新开案进行调查。
我想此信应能有所帮助。
顺祝。一切顺利
安东尼·德佛瑞尔医生 敬上
《蛇之形》第十四章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独自搭火车去伦敦。我拒绝告诉萨姆我要去哪里、打算做什么，我们因此吵了一架，他早上８点钟送我到多尔切斯特南站之后便气冲冲地开车走了。自从丹尼丢出那句“跳船的卑鄙小人”之后，萨姆就一直很沮丧——事情不是那样的……当时我需要时间理清头绪……贾克成天跟我唠叨，想说服我要你吃那些该死的镇静剂……他说你需要帮助……他说你短路了……他说……他说——而我那句很酸的回话自然也不会改善他的心情，我说既然贾克是那么位先知大师的话，他应该去跟他谈而不是跟我谈。
我没有紧盯着他，因此我星期一早上出发时完全不知道他会不会照我的建议去做。我想应该不太可能。萨姆那种人除非不得已不会去吵醒正在睡觉的狗，尤其他是如此害怕被咬。
在那个８月的上午，我发现葛兰姆路已经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这里成了一条单行道，路中央有减速路障。只有持有停车许可的人才可在此停车，卡车也不准进入。房子比我记忆中漂亮，人行道也比较宽，阳光更耀眼，照射到的范围也更广。在我记忆里这里一直都是个黑暗、不祥的地方，这使我不禁怀疑我的头脑这些年来究竟还荼毒了哪些东西。或者不是我的记忆有问题？也许安妮的死真的带来了改善？
我经过５号房时瞥了一眼，那光洁的外观让我感到羞愧。有人在这房子上投注了感情和心思，我们以前就该这么做的。窗台上的花盆箱鲜艳夺目，一扇新的上色木门替换了我们那扇老旧的蓝板门，屋前那片勉强有三尺纵深的小花园有道整齐的砖墙以及一盆盆猩红色的牵牛花，通往门口的小径旁还有半圆形的绿色草皮。不只这一家如此。当然，这里那里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紊乱的花园和剥落的油漆，显示住户不能或不肯依样画葫芦，但大体而言，这整条路绝对是高级多了，贾克说此地房产价格大涨的话也有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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