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里的眼中闪现着兴味十足的神色。“因为逮捕他的那些人不太喜欢他对受害者做的事。他的律师一直哎哎喊着警方施暴，直到他看到受害者的惨状，然后就同意以五千镑和解，告诉艾伦说他们没宰了他算他走运。我看这价钱算是便宜他了。”
我点头。“德瑞克有没有因强暴罪受刑？”
“那可就称了你的意了，是不是？”
“为什么？”我温和地问。“我从来没指控过他强暴。”
“就差那么一点点。你说他把他的阴茎塞到你的两腿之间。”
“我说他在我的两腿之间放了某样东西，我以为那是他的阴茎，因此以为他要强暴我。我也告诉过你他就是要我那样相信。他是在示范给我看，要是我再不闭上我这张爱黑鬼的大嘴巴，事情就会变得很糟。是你告诉他我指控他意图强暴……是你让我陷入险境……尽管你已经同意了安德鲁的判断，认为最多只能以恐吓行为控告德瑞克。”
“我们根本不能控告他任何事。”他不在乎地说。“他有不在场证明。无论如何，我认为那家伙有权利知道他又被指控了什么罪名。你自己对德瑞克·史雷特也不是很自制……性侵犯可比在电话里粗声喘气严重得多了。”
“他的不在场证明根本是个笑话，”我说。“你是三天之后才去查的。”
“没有差别。那证明滴水不漏。”
“哦，少来了！”我不耐地说。“就凭一张肯普顿公园的票根？他大可以第二天从水沟里捡一张。那赛马场离里士满只有几里路而已，而你就只打了通电话问他的其中一个朋友？你连另外两个都懒得去查。”
“你不也是一直到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才报案。”他讽刺地反击。
我用手指按住嘴唇，那里有根筋在皮肤下跳动不已。想到他可能误以为我在害怕，这个想法让我受不了。“当时我花了２４小时才鼓起勇气，”我就事论事。“我一半想撒手不管这整件事，一半又明白要不是我说的话是正确的，德瑞克就不会找上门来吓我。当然，我太天真了。我没想到你会特地去保护一个你形容为人渣的男人……只因为他是白人。”
“这不是真的，你也知道。”
“那你为什么一直保护着史雷特一家人，不让他们接受与安妮之死有关的任何盘问？”
“我没有。”
“阿诺德医生告诉你安妮的东西遭窃，你为什么没有继续追查下去？那时你一定已经明白那幅羽蛇神是打哪来的。”
“没有。我是记得史雷特家客厅里有一些破烂的玩意儿，但现在我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然也没有把这幅画跟阿诺德医生后来说的话联想在一起。”
要不是一个黑人女性之死对他而言根本不算什么的话，我几乎会相信他。“那些小孩偷安妮的东西已经偷了好几个月，”我说，“他们不太会遮掩赃物，莫琳看到布丽姬·斯伯丁戴着一个显然不是从连锁超市买来的戒指，就打得她说了实话。然后她就开始明白，安妮家可能是座金山。”
德鲁里不在乎地挥了挥手。“如果没人报案，警方就没法行动。”
我当作他没开口似的继续说下去。“对安妮下手实在太容易了。她不肯让人进她家，不相信任何跟她邻居会话的人，认为地区委员和穿制服的男人都跟她作对，她的银行经理也跟她交恶。事实上惟一一个成为她朋友的人就是她的医生。”我注意看他的反应，但他毫无表情。“只要希拉按时来看她，安妮就相当安全，就算德瑞克也不会笨到在她有医生关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然后希拉到美国去了，一切就改变了。”
“这你不能怪在我头上。”
“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希拉离开后，就没有人说得出安妮有或没有什么东西。”我迎视他的目光。“你根本连问都懒得问，因为你认为黑女人就应该住在贫民窟里。”
“你忘了我们找到多少个空酒瓶。她屋里的状况跟她的肤色无关，而是因为她酗酒。”
“那些是伏特加酒瓶。”我说。
他眼中掠过怀疑的神色。“那又怎么样？”
“她不喝伏特加。”我从背包里抽出一叠纸。“安德鲁寄了一份名单给我，列出１９７８年里士满所有的酒馆和酒铺老板。我父亲设法找到了其中的一半多一点。有两个酒铺老板清楚记得安妮，两人都说她是常客，只买牙买加朗姆酒。‘绿人’酒馆的老板说他专门为安妮·巴茨存了一批牙买加朗姆酒，因为要是他店里没货了，她就会大吵大闹。”我把那几张纸塞到他手里。
德鲁里皱着眉翻看了几眼。“这不能证明她没有从超级市场买伏特加。”他说。
“是的。”我同意。
“那么这就不能作为证据。”
“或许它本身不是，但要是你看看最后两页，就可以看到好几个酒铺老板都记得莫琳·史雷特喝伏特加。其中一个人说，她常常在领到津贴支票之后就跑来，一口气买个半打。他说后来他拒绝卖酒给她，因为她其中一个孩子——八成是艾伦——说他需要新鞋，结果挨她一个耳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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