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又如何？这只能证明莫琳有买伏特加，并不能证明安妮没买。你到底要说什么？意思是史雷特家的人把酒瓶放进安妮的厨房？”
“不对吗？”
“什么时候？”
“在她死后。”
“为什么？”
“让你形成既有的那些看法：她是个长期酗酒的酒鬼，住在垃圾堆里，不会照顾自己。所以他们关掉了水电，拿走她买的所有猫食。”
“哦，拜托，”他不耐地咆哮。“每个人都说她是个酒鬼，又不是只有史雷特家的人。”他反手一拍纸张。“无论如何，德瑞克笨得跟什么似的，他不可能完成这种计划。只要我们一盘问，他就会露出马脚。”
“德瑞克或许不可能，但莫琳一定可以。她只要利用你的偏见就行了。”我套用他讲过的话。“你永远也不会相信一个‘被踩扁的贱女人’可以骗过你，而一个‘管不住自己喝酒的可悲黑人’就一定会在自己家的地板上大便、一定会尿裤子。反正你在安妮屋里找到的酒瓶就已经证实了莫琳要让你相信的一切，你又何必问它是哪种酒呢？”
“那时候没有盘问他们的理由。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她不喝伏特加。”
我又递给他一张纸。
“这是什么？”
“莎伦·波西证词的影印本。你的名字列在上头，是你负责问她话的。前半段是关于她那天晚上人在何处——顺带一提，那些全是假话——后半段是她形容安妮是个什么样的人。最后一段说的是：”她常常喝朗姆酒喝得大醉，然后就开始骂每个人，还用空酒瓶朝小孩挥打。我一直报警，但都没有用处。一
他不耐地也把那张纸撕碎丢在地板上。“你这是在做无益的挣扎，”他说。“你爱怎么瞎搞随便你，这改变不了事实，当时并没有理由质疑任何人的证词……包括你丈夫的。病理学家的验尸结果清楚无误——安·巴茨是走到卡车前面被撞死的。”
“那是你叫他说的。”
“你证明不了。如果韩利的档案不见了，就没有东西能显示我们谁先说了什么。”
我短笑一声。“他把档案丢掉可没有帮上你的忙。此时此刻惟一能支持你那意外致死的文件，就是韩利交到验尸官那里的一页报告，那报告里错误百出得简直是个笑话。他拼错了安妮的名字，把她右手臂上的淤血说成是在左手臂，也完全忽略了她大腿上的铅色部位，那在照片上非常明显。
我惊讶地看着他紧张地伸舌头舔嘴唇。“我不认为这是真的。”
“就是。”我向他保证。“那个时候韩利已经完全不行了，根本就是送尸体来解剖的警官说什么他就写什么。我想是你弄错了手臂，因为我告诉你说她是左边身体朝下躺着，背对着路灯柱。”
他回答前得先想一想。“这不是我的责任。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的。要骂就骂他吧。”
我伸手拿背包，拉起口袋上的拉链。“记者不会去追着死人不放，”我告诉他。“活着的人就不同了。一个因为受不了不必要地切割尸体而用酒把自己灌死的病理学家，以及一个拒绝调查黑人谋杀案、具有种族歧视态度的警察，显然后者比较有新闻价值。拉德里不会继续要你的，”我不带感情地说，“一旦报纸头条登了你的一大堆新闻，你所有的正当生意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会来光顾的人只有‘民族阵线’”的那些暴民。“
他额头上冒出小小的汗珠。“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目的，”他说。“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这跟安妮无关。”
他真说对了吗？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花了两年时间才能重新相信我自己，”我慢慢地说，“又花了两年才敢再次信任其他人。现在我还是会做噩梦……还是常跑到水槽边清洗自己……还是会检查门有没有闩好……每次听到陌生的声音还是会吓得要命。”我推开椅子站起来，把背包背上肩膀。‘’我看这跟安妮关系可大了。我们之间惟一的差别是她有勇气站起来奋战……而我逃走了。“我走向门边。”所以她死了，我活着。“
香港维多利亚女皇医院精神病医生乔瑟夫·伊莱亚斯医生的来信
时间为１９９９年
香港维多利亚女皇医院
精神医学部
拉内莱太太
南非开普敦海特路“兰花楹木”
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７日
亲爱的拉内莱太太：
哎呀呀！这下你终于要回英国去了。我会屏息以待你的消息。是的，尽管我已经老得不可思议了，我还是在医院里负责小小的心理咨询，这纯粹只是因为我的病人似乎比较偏好熟悉的魔鬼而不是陌生人。
你的那些魔鬼又怎么样了呢，我亲爱的？我有点怀疑替安妮伸张正义对你来说还是不够。但我又有什么资格批评？正如我的拉比朋友会说：要赢得和平必须先进行战争。
应你要求，随信寄上我１９７９年做的笔记。
乔瑟夫·伊莱亚斯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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