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年轻，有点过激？你倒不必这么自责，你也就生长在一个好时代，那个时代不用靠生产什么产品，只靠划分右派，就可以让你出人头地。这件事奠定了你人生腾飞的基础，我可以这样说吧，李新生先生？”
“没错，不过，你不能指责我们，其实我们也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和革命生产两不误，我当时由于抓右派有功，很快调到公社里工作。在那里，我让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达到了三万斤，远远超过了邻近的公社，致使我们公社很快成为全县的榜样——”
“等等，”杨文峰亲切地打断他，“等等，李新生同志，你因为1957年大胆抓右派而被提拔到公社工作，接着，也就是1958年，你让你们公社的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三万斤，你使用了超级化肥吗？你是怎么做的？”
李新生微微睁开眼睛，瞥了一眼杨文峰，发现眼前的人并没有恶意，于是又放心地闭上眼睛，声音轻微地说：“如果说真有什么超级化肥的话，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其实，亩产三万斤并不是难事，难的是你必须克服你心中的魔障。当时在讨论我们怎么上报粮食高产卫星时，大家说，隔壁公社都上报了亩产万斤，我们也上报万斤吧，不然不是落后？我心中咯噔一下，我是农民出生，我知道亩产万斤的事纯属于思想领域的玩意，然而，既然是思想认识领域的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再多上报一些，两万斤，甚至三万斤。在上报时，我克服了思想和现实的冲突带来的煎熬，双手颤抖地写了下亩产三万斤这个划时代的历史数字，之后我一直战战兢兢。没有想到，材料公布后，我们公社一夜之间成为全县第一。当然也有遗憾，上报亩产三万斤只搞了个全县第一，因为隔邻县城有个公社上报了亩产四万斤的天文数字。这也让我看到我们和人家思想上的差距。”
看到李新生脸上闪出的光辉和随即而起的淡淡的遗憾，杨文峰觉得不可思议。他脸上带着讥讽，朗声道：“好，好，我就看出你的起点很高，果然不错，亩产三万斤！对了，我从你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当你上报亩产三万斤的产量放出这个高产卫星时，你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你毕竟是一个农民，我说的没错吧？”
李新生点点头。
“那么，你心中有什么不安吗？”杨文峰接着问了一句。
李新生摇摇头，随即补充道：“也有不安，那主要是我们上报亩产三万斤后成了典型，省里有个老领导硬是要来视察。我这下可慌了，到哪里去找亩产三万斤的粮田糊弄他们呢？我赶快连夜到邻居公社取经，发现一个公社为了开好高产卫星现场会，把收割后的稻谷一根根密密麻麻地插进地里，结果那稻谷看起来长得是那么瓷实，以致小孩子可以跳上稻谷尖上去跳忠字舞——可是，我算了一下，即使那样，算起来也只能是亩产万斤，离三万斤远着呢。我当时面临了人生的第一个路口，要就是承认虚报产量，要就是找到一块亩产三万斤的稻田——我还真找到了，我让大家把家里米缸的米都贡献出来，倒进一个稻田里，几个小时后，白花花的大米铺了半人高，我计算了一下，一亩地里肯定有三万斤大米了。”
杨文峰脸上露出见到外星人的表情，随即又收回了。
“地里既然可以生出密密麻麻的稻米，为什么不能直接产出白米？我当时是这个思路，当然，我承认这有些过分，但，你还年轻，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我是在说一种思想，而你们现在指责我们的时候，就老抓住事实不放。思想，明白吗？在很多时候，思想是一种可以赖以生存的实物。我这一辈子都在和思想打交道。我扯远了，对了，说到哪里啦？省里那位老领导后来没有下来视察，听说要来视察的领导对大跃进心怀不满，是要来弄清亩产万斤的真相的，好在他出发前就被打倒了。我们亩产三万斤的事迹顺利上了省报，我的一篇心得体会成为全省公社级领导学习的范文——”
“看得出，你的宣传才能那时就崭露头角了。”杨文峰夸奖道，“李新生同志，到现在为止，对刚参加工作做的两件事，也就是积极超额完成右派指标和亩产三万斤，是否有后悔之意，是否想忏悔？”
“后悔？有什么后悔，忏悔，向谁忏悔？”李新生睁开了一只眼，“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是我绝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
说到这里，李新生把另外一只眼睛也打开，不解地问：“第六号情报员，请问，这些和我们要找出真相、抓出诬陷我的人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杨文峰果断地说，“大有关系，你忘记了网络上如何写你的，‘一个极左分子’、‘一个不与天都不与地斗，专门找自己的同志和同胞斗的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必须找到你过去工作和生活中得罪过的人，例如被你打倒被你冤枉的人——”
“可那时我还年轻，也没有什么权力，我不可能得罪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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