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说，组织上怎么会搞错呢？妈妈你和他有几年时间不在一起，也许对他的情况不了解。
母亲递给她一把钥匙，叫她打开床下那个黑皮箱自己看。黑皮箱装得满满的，全是父亲从嘉平寄来的信。看完这些信以后，女儿知道了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也相信了母亲的判断。于是她安慰母亲说，也许是我那个同学把情况搞错了。
然而不久之后，那个同学的说法却得到了证实。
那时母亲病体初愈，重新上班了，但仍有气无力，少言寡语。方丽华高考以后在家无事，便常去医院伴着母亲。一天母亲在急诊室值班，开了一张输液的处方，当护士把输液瓶挂上病人床头时，她发现那护士竟然把药拿错了。这个发现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医疗事故，却引起了一场灾难性的吵闹。那护士是医院人事科长的爱人，出了名的泼辣和强横，被母亲批评了几句，面子下不来，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你神气什么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男人是个什么东西？你男人方步岳，跑到台湾当特务去了！你还有脸在这儿神气……”
这次是方丽华当场昏过去了。
既然学校和医院两方面都这么说，父亲的“特嫌”显然是确凿无疑了。母女二人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然而两天以后，这两颗死寂的心灵又燃起了希望的火星。
那天方丽华接到了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便去告诉母亲。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个中年人从里面出来，擦肩而过时，那人忽然把她叫住了：
“姑娘，你是方步岳先生的女儿吧？”
方丽华点点头，那人又悄声说：“请你告诉沈大夫，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
方丽华霎时一阵头晕目眩，清醒过来时，那人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立刻泪流满面，因为这人说的话，不仅证实丈夫如她猜想的那样根本没去台湾，同时还印证了她隐藏心中不忍说出的一种预感：丈夫早已不在人世了，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一直不来找她们母女？方丽华赶快安慰母亲说：妈，你别这样伤心，我相信爸爸一定还活着，他没来找咱们必定有他的原因，只是咱们不知道罢了。但是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人一定知道，咱们找到这人再打听一下，就全清楚了。方丽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认为这人是母亲的同事，两天前值班室那场风波闹得全院皆知，不少医生护士看她的眼神都有一种怜悯的成分，她想这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母亲想不起这人是谁，她就把他的模样形容了一番：三十七八岁，平头，身材偏瘦，鼻子旁边长着一颗瘤子，黄豆那么大，说话像个知识分子，似乎还带点江浙口音。母亲还是想不起来，但也认为这人是医院里的某个同事，而且一定是位领导同志，掌握着连人事科长老婆都不知底细的真实情况，为了安慰自己，才好心地透露给了女儿。
连续几天方丽华都去医院找这个人，然而到处都没见到那张面孔。最后母亲直接去找了党支部书记。母亲没说有人告诉了女儿什么话，她担心这样说可能会给那位好心人造成不便，所以她只是说，既然组织上知道我爱人没有去台湾，更不是特务，能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也好让我们心里踏实一些。党支部书记立刻严肃起来，质问她想干什么？你丈夫明明跑到台湾去了，你还要组织上告诉你什么“真实情况”？你想翻案是不是？想向党和人民倒打一耙，是不是？母亲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再说什么了。当天下午医院党委又把她叫去，正式告诉她：你丈夫方步岳就是一名“特嫌”分子。同时严正警告她必须老老实实端正态度，不许乱说乱动到处打听什么“真实情况”，任何翻案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母女二人这才明白，那个“江浙口音”不是医院里的人，同时也想起他使用的是“方先生”这个过时的称呼，看来的确不像是“组织上”的口气，而像是父亲解放以前的一个朋友。她们觉得这个朋友对父亲后来的情况一定很熟悉，包括父亲家里的近况，否则他怎么可能在时隔多年，母亲辗转调动过几次工作单位以后，还知道到这家医院来找“沈大夫”，并且知道已经长大了的方丽华就是“方先生”的女儿？
因此，他们对这人说的话深信不疑。特别是方丽华，她亲眼见到那人说话时有一种吐露肺腑者特有的神态，使她强烈地感觉到他说的是真话。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吧，对于父亲的生死之谜，方丽华不像母亲那样悲观。她总是幻想有天早晨睁开眼睛，会看到父亲回家来了。她有时甚至想，她们母女的情况，说不定就是父亲告诉这个朋友的。于是，寻找这个人就成了方丽华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还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她没法写入团申请书了。倒不是怕不能得到批准，她认为写入团申请书本是表明一种态度和心愿，这是不应以能否批准为转移的。然而她知道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不仅必须把父亲写成“特嫌”，还要按此规格写出对父亲的批判和认识。如果她相信父亲真的是那种人，当然可以并且应该这样写。问题在于她不相信。她觉得这样去写，无异于昧着良心去肆意诬蔑父亲，要是父亲有一天真的回来了，她将如何面对？她还觉得这样写也是对组织说假话，但是真心话又不能说，否则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她只能选择沉默和回避。她决定：在父亲的“特嫌”问题弄清楚之前，宁愿承受由此产生的种种误解和压力，也不写入团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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