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我听见脑海里清脆地响了一声。“笔记本”三个字像子弹一样划破了混沌的迷雾，一些久远的东西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我想起来了！”我兴奋得声音发抖，“这些话就是那个笔记本里面的！”
“是吗？”方丽华狐疑地说，“你不会记错吧？”
“应该不会错。因为这段话前面还有一些话，我们就是看了前面这些话，才对那本日记发生兴趣的。”
“什么话？”
我把那番话背了出来：“教会的财产？他怎么想出来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教会的财产？”方丽华满眼困惑，“这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怎么会这样写……”
“我认为这些话根本不是你父亲写的。你还记得吧，我以前说过：写这本日记的人就住在我家里。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你父亲，你父亲应该住在嘉华大学嘛，怎么会住在我家……”
“别忙别忙！”方丽华打断了我的话，“你家在嘉平什么地方？”
“反修北路11号。”
“反修北路？这是现在才有的街名吧？以前的老名字叫什么？”
“以前叫友好北路。”
“那就不对了。”她马上说，“我父亲解放前确实不住在嘉华大学，而是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不过不是在友好北路，是饮马街，你知道这条街吗？”
我说我不知道这条街，但是我知道嘉平有条饮马河，我想饮马街可能是在饮马河那一带……
正文 第二部（19）
尽管住址对不上号，方丽华还是把有关“教会的财产”那番话告诉了母亲。母亲马上摇头：你父亲从来不信宗教，跟教会没有任何瓜葛，不可能写出这些话的！你那个同学一定是记错了。记忆这种东西是靠不住的，你可不能当真。
仿佛要印证方丽华母亲的说法，过了两个星期，黎明的回信来了。说他看了我的信很吃惊，他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我，他根本没有一个叫“老徐”的朋友，更不可能在1957年和某个姓徐的人一起喝茶。黎明的信使我比他还要吃惊，我不知道在他和我之间，到底是谁的记忆力出了毛病。我和方丽华分析以后，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我和黎明的记忆力都没出毛病，只是他不愿意对我说实话罢了。于是我们把希望集中在徐先达的侄子身上。方丽华更加急迫地劝说母亲写一封“介绍信”，好让我带着去找“徐老师”（这是她们对徐先达侄子的称呼）。母亲却要她打消这个念头，她说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毫无意义，只会给咱们惹来祸事，千万搞不得！
然而方丽华和我都不甘心就此放弃。我们背着所有的人，像两个密谋者那样悄悄地策划这次行动。这种密谋不能在晚自习时间进行，因为阶梯教室里总是坐着那对戴眼镜的情侣，有时还有其他人。于是我们将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利用起来，碰头的地点也移到了学校背后一片僻静的白杨树林里面。文体活动时间一到，我们就各自走出校门，绕过围墙径直来到白杨树林。碰头时的感觉有点像搞地下工作，只是没有对暗号而已。
我们对这次行动的结果作了种种估计，包括最不利的情况。方丽华说，即使“徐老师”不是她见过的那个人，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我去找他谈一谈也会有收获的。她仔细研究了父亲提及此人的那封信，从中感到他与父亲关系很密切，因而他一定能够提供一些父亲当时的真实情况，而她根据这些描述，就可以感觉到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从而在心里对父亲是否与特务有牵连的问题下个判断。不管这个判断是肯定还是否定，不管这个判断对其他人有没有说服力，只要能说服她自己，她的一颗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设计我应该向“徐老师”提出哪些问题。但是，设计得越多，越细，我们越是感到棘手：这些事情他怎么可能对我这个陌生人谈呢？我连一封“介绍信”都没有，他凭什么相信我？这样，策划的重点就转到了怎样获得“徐老师”的信任。方丽华用自己和母亲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说明舒雁同学系受她们母女之托特来了解情况，恳请徐老师理解和支持云云。写好以后讨论了一下，觉得光凭这封信恐怕不一定能使徐老师理解和支持舒雁同学，于是，放寒假的前一天，方丽华又从家里拿来两件东西交给我。她说徐老师看了这两件东西，一定会相信我的。然后她温存地叮嘱我，回去以后别再想这些事情，明天你要在火车上熬夜，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好……
然而那天晚上我却睡得很不好。
“呼——”，一列火车凄厉地鸣着汽笛攀登山峰愈爬愈高愈爬愈尖锐刺耳……爬到峰顶忽然降调：“噗——”，火车化作一道瀑布飞流而下一泻千里渐渐变成缓慢的流淌……慢到极点又突然平地起惊雷重新鸣起汽笛扶摇直上：“呼——呜——呜呼……”
那不是鸣笛的火车，也不是奔泻的瀑布，那是林先生的鼾声。林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每次听了我都会暗暗称奇，不明白他那瘦弱的身躯里，何来如此巨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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