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唐亚辉面面相觑：这件事情太离奇了！但正因为离奇，我断定不是汪油嘴临场发挥编出来的——编造的故事应该比这简单和可信得多。于是我问他那人什么样子。汪油嘴说这我哪儿记得清楚，只记得他说的是外省话，三十来岁的样子。我心里一动，又刨根究底地追问，那人鼻子旁边是不是有个瘤子？汪油嘴想了半天，说没这个印象。我就从身上把塑料钱夹掏出来。钱夹里有两块三毛钱，还有两张照片，我要掏的是其中的一张。但是掏的时候，把另一张也带出来了。我指着薛鹏与我的“双人照”，问他是不是这个人。汪油嘴断然摇头，连声说不是不是，实在记不清楚了。唐亚辉又提起工会周主席，工会汪干事的记忆立刻有所恢复，把手指向另一张发黄的照片：“倒是有点像这个人……”
我登时倒吸一口凉气：真是见鬼了！
他的手指头指着1957年早已作古的徐先达！
正文 第二部（27）
当我把汪油嘴的话告诉方丽华时，她显得很平静。
“烧了就烧了吧，反正我父亲的日记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处。至于是谁烧的，既然想不清楚，就别去想啦，咱们总不能老是生活在这些事情的阴影中吧！”然后她转了一个话题，“下个星期你就要下厂实习了，是吧？”
“过三个月就回来，那时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说。
“那时你也该毕业分配了，可咱们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呢。这事我一直没提，你也真行，压根儿不问。”
“什么问题？”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她瞋我一眼，“我妈还没点头呢！她可是一直希望我留在身边。”
我心里不禁“啊呀”一声。这个问题早该想到了，但我就是没想到，我总以为只要方丽华点了头，我的幸福就进了保险箱。
我结结巴巴问她怎么办。她欣赏了一阵我的窘态，才抿嘴一笑，说她跟母亲谈过了，母亲的态度已有所松动，同意她把我领到家里去见一面。“时间就定在这个星期天吧。星期天上午九点钟，咱们在故宫城墙的东北角碰头，我带你去我家。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嘛。何况，你这个媳妇也还不算太丑……”
星期天是4月3日。这个日子我永远无法忘记。
那天上午，八点半还不到，我已经站在故宫东北角的角楼下面了。穿着一件斜纹布中山服，扣子扣到领口，手里提着一个花花绿绿的点心盒子，自我感觉像个傻老冒。我想这种感觉是我的衣服领子引起的。领子上的风纪扣掉了，扣不拢，很不严肃地半敞着，当然傻冒！于是我干脆将最上面的扣子解开，将两片衣领压下来，力求使之接近较为潇洒的“小翻领”形状。然而手一松，那领子就重新翘上去，更加不伦不类。我便惋惜地想，要是夏天就好了，夏天我有件短袖海魂衫可以穿，根本没有领子，也就用不着跟这破领子较劲了……
如此这般胡思乱想了半天，蓦然觉得不对劲：太阳已经这么高了，护城河边的树影也越来越短，方丽华怎么还没有来？便向一位戴手表的过路人打听时间。听他说快十点了，顿时焦急起来，伸长脖子东南西北望眼欲穿，最后终于看到一个窈窕的身影在翠绿的柳荫下匆匆而来。没错，就是她！
我张开双臂迎上去，点心盒子在线绳上摇摇摆摆。跑近时发现方丽华脸色惨白，眼睛又红又肿，显然刚刚哭过。我心里“咯登”一下：今天一定出大事了！
“方丽华，你怎么啦？”
“我妈……”她只说了两个字，眼泪又涌出来。
我立刻想起她母亲有心脏病。“是不是你母亲病了？”
方丽华用手抹去泪水，说：“医院党委找她谈话了……”
“怎么回事？”
“我还要问你呢！”她猛地把头一抬，我才看清她眼里充满怨愤，顿时吓懵了。
“你在嘉华大学到底跟人家说了些什么？”
“……”
“你是不是要人家给我父亲平反？”
轰！一个晴天霹雳打下来，我的脑袋炸成了碎片，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没有，没有，我根本没说过这话……”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的话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她好像被我气坏了，转身就走。我赶紧追上去，拉住她的衣袖，“方丽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明白好不好？”
她将我的手甩开，顺着护城河头也不回地朝前走，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手里依然提着那个可笑不堪的点心盒。走到人少的地方以后，她平静了一点，失神地看着河水，告诉我嘉华大学来了一封公函，说她母亲写了一封翻案信，交给一个姓名不详的北京大学生带去。那个学生在嘉华大学保卫处大吵大闹，说方步岳是他们冤枉的，必须平反……
“这怎么可能……”我大叫起来。
“听我说下去！”她冷冷地打断我，“医院党委说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我母亲交代事情经过，翻案信的内容，还有那个学生的名字。我母亲不知道我用她的名义写过信，第一句话就说没这回事。组织上说我母亲不老实。现在我母亲压力很大，可是我们想不出对策，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在那边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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