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天。这是她的叫法。我会在工作时打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几乎总是回答，“你懂的，宝贝，今天是育空的一天。”
我帮她们把羊毛毯拉拉好，让女儿和她母亲都能盖到。然后吻了吻她们的前额，把安维尔从床单上抱起，领着它和埃米莉出去撒尿。当这对搭配怪异的狗夫妇完事后，我们又安全地在屋里小转了一圈。然后我看了看留言，真希望有拉乌尔的留言，最好是黛安娜的。
但是一无所有。
我煎了两个蛋，夹在涂有蜂蜜的小麦吐司里，然后端着盘子进了客厅。我站在窗前边吃边往外看，从窗口望下去便是博尔德，我想找出詹尼弗祖父母的房子，想找出第十二大街上那栋靠近山麓小丘，有水上公园而且贵得离谱的房子，想找出百老汇大街汉娜·格兰特被发现身亡的房子。
西边很远的地方，在连绵不断的群山的另一头，拉乌尔也许还在和威尼斯酒店的女保安约会，也有可能他还在赌桌前和赌徒聊天，试图能找到有谁还能记得他妻子？
该死的，在这些亮起的车灯中到哪儿去找鲍勃和他那辆漂亮的卡马罗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是在我办公室里那个金科牌的盒子里吗？
我一时冲动想冲进城里找出答案。
我提醒自己，鲍勃写的只是小说的一部分。
是虚构的。
是他编的。
是该等到以后我才能读的。
35
黛安娜极少会流露出对自我的不确定，但在谈到她与拉乌尔的结合时，她总会一脸惊奇。“为什么是我？看看我。看看他。他到底为什么会选中我？”
拉乌尔是西班牙人，橄榄色皮肤，目光敏锐，聪明绝顶，生来就有企业家的革新精神，对金钱的嗅觉如猎狗般灵敏。他的微笑甜似蜜，头发浓如墨，在阳光的照射下却又变成一团金黄色的火焰。他可以教乔治·克鲁尼电影电视明星。如何做到举止优雅，在环境需要时他的一言一行犹如欧洲绅士，他会套上退色的牛仔服和牛仔靴，溜进农场大谈特谈南科罗拉多的水权问题，就好像是他的家族率先切断了与古老的圣路易斯河谷相连的灌溉水道。
就像每一位大屠杀此处特指二战中纳粹对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行的种族灭绝。幸存者的后代那样，20世纪的德国纳粹给拉乌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阴影，在西班牙与法西斯眉来眼去的五十年中，拉乌尔遍体鳞伤——几乎要被打入肉体不复存在、灵魂受煎熬的地狱——对永远逝去的亲人的回忆以及落入佛朗哥长枪党手中噩梦般的影像在他的血液里涌动，成为他对权利永久的抗体。
结果怎样呢？拉乌尔有着宽宽的肩膀，只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有时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他长得很英俊。
最终我还是等不及想听最新进展，在上床之前拨了拉乌尔的号码。三声铃响后他接了。
“喂？”他说，伴着拉斯韦加斯的背景声。音乐，车辆喧嚣声。还有别的——嘶鸣，轻微的爆裂声。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
他接电话时说出的第一个字饱含期望，每次电话铃响，他都希望电话那头是黛安娜。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我，拉乌尔的希望正意味着他还没找到黛安娜，于是我的希望就变成了平静湖面上跳跃的扁平石块，同时沉入满是淤泥的湖底。
“是我，拉乌尔，你没找到她？”
他用加泰隆尼亚语说了一些话，听上去像“流氓妓女”，从他唾沫星子飞溅的语气中，我就知道准是脏话，用不着翻译，虽然我一直很想多了解些他母语中的脏话。
“你和酒店保安部的那个女人谈过了吗？”为了能盖过那片嘈杂，我几乎在大吼。
“马利纳知道些事情，”他说。“不幸的是，她得花时间来说。”
“嗯？”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她是从墨西哥来的，她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她哥哥，还有他从奇瓦瓦位于墨西哥的北部，与美国接壤。到图森那路上发生的事。她想找人倾诉。对某些女人来说，这胜过一切。她就是那类女人。我得一个人演完这出戏。相信我，这是我惟一的办法。”
拉乌尔谈论女人就像他谈论首发股与随机存储器一样绝对权威。我再一次希望他能翻译一下加泰隆尼亚语，但我没说出来。
“你还没打探出什么来吗？”我问。
“还没有。”
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干——我们每谈一次话，拉乌尔似乎就多一分焦虑。电话那头出现的是我的声音，而不是他妻子的，这无疑夺去了他在海上赖以漂浮的救生圈。我能听出希望溜走时他有多泄气；他乘的船一直在漏水，不管那是什么船，他一个劲地把水往外舀，他感到累了。
“赌桌上有人记得黛安娜吗？”
“我把贷款最高额设为五百万美元。我想这能让我在赌场里进出更方便些。”
简直难以想像。“什么？你赌多少的？”
“五个或十个筹码。有时二十个。”
一个筹码一千。“你没输过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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