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帝有一种行为被科普雷先生鄙视为不公正和考虑欠佳的话，那就是在人生路上埋下诱惑的陷阱。五十英镑这么一大笔钱竟放得如此草率，只消打开抽屉它就能掉在地上，可以让卡兰普夫人和清洁女工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她们虽然都是些老实人，但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如果其中哪位抵挡不住诱惑而拿了这笔钱，那也是无可厚非的。
更另人后怕的是，假如这个如此昂贵的信封被她们扫掉，然后给毁掉；假如它掉进了废纸篓里，然后被倒进大纸袋，送到造纸厂，或者更糟的是，直接被投进焚烧炉里，一些无辜的人可能因此被控告，然后带着耻辱苦度余生。这对高男先生来说太过分了。这样做太过险恶! 当然，科普雷先生清醒地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高男先生收到这么一大笔钱( 从何而来? 又没有附信。这倒不关他科普雷的事，没准儿是赛狗赢的呢，或是其他不光彩的事情) 还把它带到办公室来，应该是打算存到南安普顿路拐角处的国家城市银行，他们公司大多数员工都在那里开户。由于某种缘故，他还没来得及存银行就关门了。他没把信封放在口袋里，而是扔进抽屉里，然后像往常一样在五点三十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把这事全忘了。如果他走之前再想想，科普雷先生恼火地寻思着，那么现在可能一切相安无事。这个高男确实该给点儿教训。
很好，他应该受点儿教训。这些钱应该放在保险柜里，而他，科普雷先生，明天一早要跟高男先生好好谈一谈。他想了一会儿，怎样处理才最好呢? 如果他把钱带走，没准儿半路会被人偷了，那就太不幸，而且代价也太大了。把钱带El自己的房间然后安全地锁在他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会更好些。他以前要了一个锁头很好的办公桌，科普雷先生为自己的远见和责任心而自鸣得意。
于是他把整个信封带回了房间，妥善地把它放在一堆与罐装食品和果冻的广告宣传活动有关的机密文件下面，整理了一下桌子，然后锁上，把钥匙放进口袋，弹了弹帽子和大衣，带着道德上的满足感离开了办公室。在经过调度室的时候，他还没忘记把电话听筒放回原位。
他走出门口来到街上，穿过马路，然后向南拐，直奔西奥博尔德路的电车终点站。在走上对面人行道的时候，他碰巧向后看了一眼，刚好看到在马路的那一边高男先生正从金斯路的方向走过来。科普雷先生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高男先生拐进皮姆公司不见了。
“啊哈! ”科普雷先生自言自语道，“他总算想起钱的事情来了。”
在这个时候，科普雷先生的做法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如果不计前嫌且富有同情心的话，他就应该穿过拥挤的车流，折回公司，乘电梯来到顶楼，找到万分焦急的高男先生并告诉他：“嘿，老伙计，我看到你的一份挂号信掉了出来，所以就把它放进保险箱里了，而且，关于纽莱斯半双版的事——”可是他没这么做。
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当时已经是七点三十分了，想在八点之前赶回家吃晚饭是根本不可能的了。他是个急性子，生活又极守规律。工作了漫长的一天，末了还碰上一桩完全不必他操心的麻烦事，而这又全是高男先生的懒散引起的。
“让他尝尝苦头吧。”科普雷先生冷酷地自语道，“他活该! ”
他登上电车，然后开始了驶向偏远北郊孤独的旅程。伴随着汽车的颠簸，他琢磨着明天该怎么奚落高男，怎样从上司那儿得到赞扬。
科普雷先生预期的胜利中，他忘了考虑一个因素，那就是，要想达到最佳效果，他必须在高男先生之前到达办公室。在他的幻想当中，他认为那是想当然的——那很自然，因为他总是很守时，而高男先生则是下班比上班更准时。科普雷先生的想法是这样的：在明天上午九点钟向阿姆斯特朗先生郑重地把情况汇报一下，这期间高男先生应该会被叫进去并受到严厉的批评。然后他再把那位懊悔万分的客户经理叫到一边，在关于秩序和为他人着想方面给他补上小小的一课，再小心翼翼地把那五十英镑递给他。同时，阿姆斯特朗先生会向其他董事提及这次纽莱斯事件，而他们也会为有他这么一位可靠的、经验丰富的、忠心耿耿的职员暗自庆幸。
此时一句小小的口号在科普雷先生的脑海中回响：“关键时候还得靠咱们的科普雷! ”
可是事情却不想预想的那样。首先，科普雷先生在周四晚上回家迟了，引发了一场家庭内战，一直持续到半夜，并且在第二天早上依然余波未平。
“我想，”科普雷夫人酸溜溜地说，“在给那些人打电话的时候总想着你老婆确实是太麻烦了。我自然是一文不值了。至于让我一个人呆在家里胡思乱想对你来说也无所谓。
那么，从今以后如果鸡块烤成鸡片，土豆炖不烂，你因此得了消化不良，可不要怪我! ”
鸡块确实被烤成片过，土豆也确实炖不烂过，自然而然．科普雷先生也的确得了一场严重的消化不良。他老婆不得不伺候他喝苏打薄荷、消化药还有热水，而且每次吃药的时候都要把她的意见在他耳边再唠叨上一遍。直到早上六点钟，他才睡着，睡得很深可一点也不解乏。在差一刻不到八点的时候，他被吵醒了，只听科普雷夫人在说：“弗雷德里克，你今天要是去上班呢就赶紧起来，如果不去呢，就直说，我可以给你捎个信。我可已经叫你三遍了，而且你的早饭都已经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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