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对他来讲的确也很紧迫了。他必须在东方和北方的俄国援军抵达之前——这不过是几日之内的事——拿下伊尔库茨克城。如果让鞑靼人占了先，再要从他们手中夺下这座城市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将来，如果他们放弃这座城市，一定会将它烧得片瓦不存，费奥法-可汗还会把大公的头颅踩在他的脚下。
伊万·奥加莱夫有了观察和行动的各种便利条件，从第二天起就忙于侦察各地的防御工事。他在所到之处受到了军官、士兵和平民的友好接待。对于被久围的人们来说，他成了他们与俄罗斯之间重新建立起的联系。伊万·奥加莱夫带着一种毫无破绽的镇定态度讲起了他途中的各种“奇遇”；随后，他又巧妙地、起初甚至似乎是不经意地提起了当前的严重局势，在人们面前夸大鞑靼人的力量，就像他对大公撒的谎一样。按照他的说法，援军即使到达也不是敌人的对手，伊尔库茨克城下的战斗也许将和科利凡、托木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场的结果一样悲惨。
这些蛊惑人心的观点，伊万·奥加莱夫并不直接说出来，他通过谨慎的暗示让守城的军民去逐渐地领会，似乎他只有在被逼问急了的时候才不得不回答大家的问题，无论什么时候，他还不忘加上一句：要拼到最后一个人，决不可投降，宁肯玉碎也不要瓦全！
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威胁和困难，爱国的伊尔库茨克军民毫不动摇。这些困守在亚洲腹地的孤城中的人们甚至没有谁想到过投降。俄罗斯人对野蛮的鞑靼人充满了无比的蔑视。
然而在他们之中也没有谁怀疑到伊万·奥加莱夫，没有谁能猜到这个所谓的沙皇信使竟是一个叛徒。
从伊万·奥加莱夫到伊尔库茨克的时候开始，他就很自然地与最勇敢的守城战士之——华西里·菲多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这位不幸的父亲一直为了他的女儿感到忧心如焚：如果娜佳·菲多尔确实是在他收到的最后一封寄自里加的信中所说的那个日期出发的，那么她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在努力穿越被侵占的地区呢？还是早已落到了鞑靼人的手里？华西里·菲多尔心中的痛苦只有在与敌人战斗的时候才会得到稍许缓和——而他觉得这样的时刻太少了。
当得知有一位沙皇信使出人意料地到来时，他似乎有一种预感，觉得信使会带给他一些关于女儿的消息。也许这只是一个空幻的希望，但他却难以释怀：信使会不会作过俘虏？也许他和娜佳有过相同的遭遇？……
伊万·奥加莱夫正利用华西里·菲多尔主动找他的机会与这位指挥员建立了频繁的联系。他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寻找一名同伙。但他难道能以自己的心肠来揣度他人？难道他以为俄罗斯人——即使是一名政治流放犯——会像他一样卑鄙地出卖祖国？
不管怎样，面对娜佳的父亲的主动接近，伊万·奥加莱夫巧妙地装扮出一副热情的模样。华酉里·菲多尔在这位“信使”进城的第二天就去了总督府，告诉伊万·奥加莱夫自己的女儿是在怎样的情形下离开欧洲，而自己现在又是如何在为女儿的命运担心。
伊万·奥加莱夫不认识娜佳。尽管他在伊希姆驿站曾经见过她和米歇尔·斯托戈夫在一起。但他和对当时也在场的两名记者一样，并没有对娜佳特别留意。因此他无法回答华西里·菲多尔的询问。
“但是，”他问道，“您的女儿是在什么时候离开俄国人控制的地域的？”
“差不多和您同时。”华西里·菲多尔答道。
“我是七月十五日离开莫斯科的。”
“娜佳大概也是这个时候从莫斯科出发的，她的信上是这样说的。”
“七月十五日她在莫斯科吗？”伊万·奥加莱夫问道。
“是的，这一点可以肯定。”
“是这样！”过了一会儿，伊万·奥加莱夫又说道：
“可是不对，我弄错了，……我把日子弄混了……很有可能，您的女儿已经越过了边界，这真是不幸，您只能指望她在听到鞑靼人入侵的消息后立即停止了前进。”
华西里·菲多尔低下了头。他了解娜佳，他很清楚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女儿继续赶路。
伊万·奥加莱夫毫无理由地开了一个残酷的恶作剧。本来他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安慰华西里·菲多尔：尽管娜佳确实在那样的情形下进入了西伯利亚，但如果华西里·菲多尔把女儿在诺夫哥罗德的日子和当局颁布不许再往东行的禁令的日期联系起来，他就可以得出结论——娜佳不会受到入侵者的威胁，尽管她自己不愿意，但她仍在俄罗斯欧洲部份。
可伊万·奥加莱夫的本性就是这样一个不会被别人的痛苦所感动的人，他不肯说出宽慰别人的话来。
在离去的时候华西里·菲多尔的心都要碎了。经过这场谈话，他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在随后的两天，十月三、四日，大公接连几次问“米歇尔·斯托戈夫”他在新宫的御前会议上所听到的一切。伊万·奥加莱夫对这些问题早有准备，立即作了回答。他故意地没有隐瞒这些事实：沙皇政府对入侵感到震惊，暴动是在极为机密的条件下酝酿的；鞑靼人在莫斯科得知入侵的消息时已经占领了鄂毕河一线，最后他还告诉大公，帝国的各个省都没有作好向西伯利亚派出能够击退敌人的兵力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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