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歹徒有什么特征?”
汪成答：“我刚才说了，戴着墨镜和礼帽，实在看不见他的长相，身高嘛，大概有1米70左右，不算胖也不算瘦。上身穿着夹克，是深棕色的，下面穿的是藏蓝色的老板裤，什么鞋，我没注意。”
“说话的声音?”
“我听着陌生，肯定不是熟人。声音呜里呜涂的，好像舌头不好使，吐字很不清楚。口音嘛，不是纯北京话，有点儿怯味，什么地方的，我听不出，反正相声和喜剧小品里经常学那样的腔调……”
“是唐山腔儿，”于鹃接过话茬儿来，“那人是长脸，两腮有点儿大，鼓鼓的，脸上有络腮胡子。”
汪成说：“对，脸上是有点儿黑乎乎的。”
于鹃又补充：“胡子不长，好像是前几天刚刮过。”
两个人交替描绘着，至此，那个歹徒的形象已经在我脑海里初步形成。
于鹃和汪成带着我和麦鸥去查看现场。
果然如他俩所说，会计室被翻得一塌糊涂，特别是柜子里和翻屉里，几乎所有东西都被翻了出来，桌面上、地面上到处丢弃着单据和表格。
麦鸥蹲下身到作案人所触摸过的地方去取指纹。
“那儿什么也没有，”汪成看懂了麦鸥的行动意图，说明着，“那坏蛋戴着手套呢，是白色的。”
看来，依据指纹辨认作案人的打算肯定是枉然了。
除了指纹，还有什么可取的?我查看着全屋，铁柜、保险柜都是打开着的，没有丁点儿拨撬的痕迹。
我和麦鸥赶回队里一汇报，队长一句话就把我俩问傻了：“痕迹呢?”
“没……没有。”
“无痕无迹，就凭着人家两张嘴一说?那案子到底是作出来的，还是说出来的?”
“怎么没痕迹?他俩都是负了伤的。”麦鸥不服，道出个并无说服力的证据。
白玉为队长帮着腔：“苦肉计，更能迷惑人。”
难道案子真是于鹃和汪成自编、自演出来的?
我总觉得队长的推测太玄乎。
十一
洪元瀚刚从天津回来我便给他打了电话，请他来详谈。没出十分钟，他便赶到我们正义大街1号院来。
“你的五福楼遭了抢……”麦鸥通报着情况。
“啊?丢了多少钱?”他又惊又急，很觉意外，“会计室有于鹃值班，钱怎么会丢?”
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他一脸懊丧地发泄起满腹的委屈来。
“真是败了我的兴，要知道，我是在承包合同上签了名的，是要承担风险责任的，本来经营就不景气，又闹这么一档子事。我总不能看着国家企业倒闭吧?就想了个招儿，追时尚，搞联营。这回上天津就是为的这，我想把天津的风味小吃引到五福楼来，叫‘分店’也成，叫‘连锁店’更好。也别说，人家还真有兴趣，堂堂的首都能没有吸引力吗?一贫如洗，怎么搞联营?咱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打肿脸充胖子呗，事先我到银行借了20万，加上那2万多块钱经营收入，怎么也能撑住面子吧?这回倒好，全丢啦，资金没了，穷光蛋，还怎么跟人家联营?”
麦鸥安慰着他：“那笔资金未必能丢，只要破了案，不就追回来了吗?”
洪元瀚用近乎绝望的眼神望着我俩：“有希望?”
我不能不如实相告：“那只是个美好的愿望，非常遗憾，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获得有力的证据呢。”
“唉!”我的话使他更加懊丧，他叹着气，发泄着，“当贼的哪个不精?怎么单这个贼不长眼，非要来偷我这个半死不活的小店?”
我选择了那20万元作为思考的突破口。
“有谁知道你借了20万元?”
“我，于鹃，”他紧皱眉头，回忆着，“对，还有徐承柱，那天我到银行借钱的时候，碰见了他。”
麦鸥问：“于鹃经常晚上结账吗。”
“不，一月一结，都是在月末的最后一天。”
盗金库、抢会计室，不少都是采取刀锛斧凿的“强攻”方式，遇到有人把守，还难免要大开杀戒呢。这次行动，正赶上于鹃结账的时候，柜门、抽屉门都开着，岂不是手到擒来，如探囊取物一般?作这样的大案，选择时机这样的准确，肯定经过精心的寻机踩点儿。
我问洪元瀚：“有谁知道昨天晚上于鹃结账吗?”
“店里的人都知道。”
麦鸥问：“店外的人呢?”
“徐承柱知道，月末结账是老规矩，这规矩还是他当经理的时候立下的呢。”
我分析说：“胡翻乱找，表明作案人对目的物的存放地点是不清楚的，可是钱就放在铁柜和保险柜里，地点明显得很，干吗还胡翻乱找?甚至连那个根本不放钱的纸篓都给翻倒在地上。他干吗要这样做?肯定是在故意制造陌生人盲目作案的假象，从反面来推论，不正表明他是个知根知底的熟人吗?”
洪元瀚已急不可待，催问着我：“你说是徐承柱?”
其实到底是谁，我还真没想准呢，只是在尽量将作案人的形象描绘得真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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