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心里已经有数了。这个问题，不再追问，重新换个题目：
“你说住房离公司远，王经理去你家了解过吗?”
“没有。”
王少怀也许的确没去过欧阳云家。但我故意装得不相信地又问：
“王经理没到过你家?”
听我一再追问，欧阳云索性提高了嗓门：
“没有!”
可说完了之后，她又莫名其妙地补充了一句：
“我也没去过他家。”
这一句可就节外生枝了。
既然前面说过不知道王少怀的住处，那当然就是“没去过他家”了，何必还在后面来个特别声明呢?这不是多余的话吗?
真是言多有失!
我看看表，该吃中午饭了。
欧阳云矢口否认与王少怀有不平常的关系，同时不如实讲出星期四下班后的去向。既然如此表现，我决定在结束上午的传唤时，给她一点压力，以便下午能在以上两个要害问题上有所突破。
因为，按法律手续，传唤应在当天结束。
“王经理那儿除了照片之外，还有你的什么东西?!”
“什么也没有了!”
口封得很死。
我站起来：
“你好好想想再说!”
“没有还想什么呢?”
“让你想，自然就是有!”
这就是给欧阳云的压力。
这点压力，够她一中午用的了。
八
我没在食堂吃午饭，跟小凤布置了几句，换上便衣就朝车站走去。我在路边买了个面包，边吃边乘车来到电器公司。
我找到了医务室的高伯庆大夫。
高大夫是东北人，说起话直来直去的：
“是啊，星期四那天下班，欧阳云是跟我一起走的。一出医务室，她就叫我：‘高大夫，你要了这么多盒子，我帮你拿吧!’不等我推辞，她已经把药盒子拿在手里了。就这样，我们一块儿走的。”
“是她主动走上来叫你的?”
“是啊，主动的。”
“你现在回忆那天她叫你，是不是过分主动了呢?”
“过分?嗯，有点。咳，不过谁也想不了那么多，反正是空药盒，也不重，她要帮我拿，我当然乐意，其实，她不帮我拿，我也拿得了。就这些啦，有啥说啥，没有也不能添枝加叶，对不?”
“您记得那天她穿的是什么裙子吗?”
“应该说是带白花的蓝裙子。”
“为什么是应该说呢?”
“因为那裙子本来是白底蓝花的，但蓝花太大，也太多，把裙子都占满了，看上去，原来的白底子倒像是蓝底子上的小白花了。”
噢!原来这就是裙子的白蓝之谜。
欧阳云不提白裙子上的大蓝花，显然是有意搅浑水。
跟高大夫分手后，我按照欧阳云提供的路线，掐着表，从电器公司走到红庙车站，坐上112路到沙滩，换103路到动物园，又坐上334路到车道沟下了车。然后按一般速度，步行到欧阳云所住的宿舍楼前。
一看表，总共用了一小时四十五分。
假设欧阳云在案发那天下午五点二十分在红庙上的车，那么，她回到家正好是七点过五分。
也就是说，上午欧阳云所说的乘车时间是对的。如果那天她哪儿也没有去，应该在七点多钟回到家。
我立刻赶到欧阳云的儿子高原念书的学校。真巧，我姐姐正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很快，姐姐把高原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我打开微型录音机，让高原回忆上星期四晚上的事。不料，高原的回答，既在我预料之中，又出我预料之外：
“……叔叔，我错了。是妈妈不让我说真话的。她说，如果有人问，就说她是七点钟回来的。可是，我害怕……妈妈不是七点钟回来的啊!那天晚上，都快九点半了，我妈妈还没有回来，我都等急了!”
“啊，九点半还没回来?那你吃饭了吗?”
“吃了。”
“是妈妈回来做的?
“不是，是我自己做的。”
“做的什么?”
“热剩饭，炒黄瓜。”
“那你妈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都睡了，她才回来。大概快十点钟了。……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叔叔，我妈妈她怎么了?啊?我妈妈怎么了?……”
12岁的高原，睁大一双稚气、诚实和在他这个年纪还不应该有的焦虑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住我。
让我说什么好呢?
可怜的孩子，他已经失去了父亲啊!
我在心里叹口气，轻轻抚摸着高原的头：
“没什么，孩子，你好好读书吧。”
我离开学校，又赶到气象局，查阅了北京地区的气象记录。星期四那天晚上，是8点20分左右开始降雨的。降雨的时候，欧阳云并没有到家，而是在路上!
欧阳云的假话太多了!
那么，从5点20分她与高大夫在红庙分手，到夜里十点钟回到家，中间整整有四个多小时，欧阳云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为什么那天下班后她要主动帮助高大夫拿药盒呢?这与她在上午回答问题时主动把高大夫提出来做自己的证人，两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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