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那个披黑狐狸肩巾的女子就进来排解?”
“是，幸亏这女子进来，才把他们分开了，没有闹成打局。”
“你看这女子是凑巧进来的?”
谢妇摇摇头：“不，我看没有这样巧的事。这一男一女一定是一起来的，不过女的等在门外。所以我看他们俩一定也有密切关系。”
“你料想得很是。他们为了什么吵起来的?”
“我不知道。据阿四说，他们的谈话忽高忽低，有时还夹着外国话。我下楼以后也听不清楚。”
“你一句都不曾听到?”
“我只听到那男子说的是上海口音，和女子的完全不同。”
汪银林又插口问道：“昨天上灯时分这男人也一起来过吗。”
谢妇说：“松江妈妈只看见那女人。”
汪银林的目光射到那老妈子的脸上时，老妇果然摇摇头。
伊说：“我开门时只看见门外有一个女人。伊问了一声，也没有走进来。”
霍桑把身子抬起些，靠着椅背，皱了皱眉头，自言自语地说：“有一点我已经证实。昨晚半夜以前，大约十一点半以后，的确有一个女子到过这厢房中来过。”
四、几种见解
这是一句惊人的表示。我和汪银林都不由不又惊又喜。那女主人也瞪视着霍桑，似在诧异他凭着什么才能发表这样肯定的见解。我正待问他，霍桑忽回过头来问我。
他道：“包朗，昨晚我从我寓里送你出门的时候，不是正下着雨吗?”
我点头道：“是。但我记得雨下得并不大;并且不很长久。至多二十分钟便停。”
“喔?”
“因为我到你的寓里时，大约十一点左右，还没有下雨，你是知道的。后来我的车子到林荫路我的家里时，雨已经停止。从你的寓所到林荫路，至多不会过二十分钟。”
霍桑点头道：“唔，这一点并不和我的想法冲突。雨即使只下二十分钟，已尽足使马路上的灰沙润湿。假使有人在雨过后出外步行，鞋底当然要沾湿的;如果走进屋子里去，更不消说要留印踪了。”他站起来，走前一步，指着室门口的地板。“论势，这地方当然应有足印可验。可惜当初没有设法保存，此刻足印杂乱，已经完全瞧不清了。”他旋转身子，又指一指，“但这书桌抽屉的面前，还侥幸地保留着一双新鲜清楚的女子足印。”他摸出一个小电筒，扳亮了照那书桌面前的地板。
电筒光照出两个女鞋的泥印：一个已被人践踏过，足跟部分有些模糊，另一个仍很清晰，足见这印的确还留得不久。我才明白霍桑先前所以失声惊呼又将我推开的原因。
霍桑又说：“你们瞧，这两个足印分左右式，显见是新式的皮底女鞋。瞧这印的长短，可知那女子的足是没有缠过的天然足。”他俯着身子，摸出纸笔来，将鞋印照样描画下来。
汪银林问道：“这样说，杀死钱芝山的凶手是个女子?”
谢妇附和道：“唉!要是真是个女子，我敢说一定就是那个披黑狐狸肩巾的——”
霍桑忙仰起身来答道：“谢夫人，别武断。我从足印上证明，只说昨夜里有一个女子在下雨后到这里来过。这女子是不是那个披狐裘肩巾的，此刻还没有印证;至于伊是不是凶手，关系更大，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更不能随意猜测。”他乘势向汪银林瞟一眼，似乎那后两句话是特地答复他的。他瞧一瞧手表，低声说：“银林兄，这里大体都已查验过了。你如果没有别的事，不妨一同到我的寓里去走一趟。”
汪银林很服帖地答应了。霍桑就向谢妇安慰了几句，辞别出来。
我们回到爱文路霍桑寓里，天色将近黑了，就举行一个小小的会议。霍桑先卸了那件黑呢外衣，把火炉拨一拨旺，请我和汪银林在炉旁坐定。大家喝了一杯热茶，又烤了一会儿火。我接受了霍桑的纸烟，汪银林也烧着了他自备的雪茄，霍桑才把那案中的情形提出来讨论。第一步谈到的就是凶案的动机。
汪银林先说：“我瞧动机并不是为钱财。但瞧死者身上的金表、金链和装好的皮包都不短少，就是一个明证。”
霍桑点点头：“是，很有意思。你想动机是什么?”
汪银林道：“我想大概脱不出一个色字。”
我接嘴道：“你可是因着案中牵涉了一个女子，才有这个见解?”
汪银林道：“是啊。你想披黑狐狸肩巾的女子，既然和死者办过交涉，感情上显然不圆满。昨夜里巡逻的桑绶丹又看见伊——”
我插口道：“你说桑警卫看见的和谢妇所说的是一个人?”
“怎么不是?我起先本认为太渺茫，但事实上既然有了证明，时间上又相合，还有什么疑问?”
我还想答辩，霍桑忽向我摇摇手：
“你让银林兄说下去。”
银林继续道：“一星期前，这女子领了一个男子出场，几乎打起来，情节更显明。这男子的口音和女子的不同，可见不是亲族。这里面有了两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别的也可以推测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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