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他少有的幽默语言，我差点笑了出来。不过，这么认真仔细的现场勘察，确实是一般的警员难以做到的。看来，我要想脱胎换骨成为老鸟，真的还有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练级之路。
袁池血接着往下说：
“另外，我们来的时候我已经观察过一楼的防盗护栏了。凶手如果没在屋里留下脚印，那么他踩在栏杆上总会留下一点泥土在上面。这两天又没有下雨，然而护栏上干干净净。而且甘露小区是配有保安巡逻的，这和‘嫌犯’上次得手的小区不可同日而语。
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写字台上也存在疑点，那把斧子我看到了，虽然不大但是很有份量。它是被放在写字台上面的，而不是扔。因为写字台上没有任何磕碰过的痕迹，而且放它的时候斧刃上的血还没有干，滴到了桌面上。这说明凶手杀完人以后很快就将行凶的重要工具放下了，而凶手也一定清楚一楼还有很多人，他应该拿着凶器提防随时都有可能上来的人。”
“也许他需要两只手翻动抽屉。”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虽然很多时候会被他轻而易举的破解，但是我知道这是搭档之间必要的交流方式，说不定还能触发对方的灵感。
“那就更应该留下线索，而我们在现场几乎找不到有‘第二个人’存在的迹象。”袁池血可没有给我面子，温和地反驳道。
“那阳台纱窗的划痕又是怎么回事？”我又换了一个问题。
“昨天下午我和一名技术员又去了何宇娜家，我们在纱窗上提取了一点样本。经过仪器再次检验，所谓的撬具造成的裂缝之中几乎都是些微小的泥粒，并没有发现多少铁屑。这说明纱窗上的划痕是以前就有的，并非凶手所为。”
我沉吟了一会儿，然后问：
“还有什么鉴定出来了吗？”
袁池血笑了笑，略带点赞许地说：“你终于问到最关键的发现了，这才是我昨天下午最大的收获。”袁池血提高了一点声音说，“那副胶皮手套的右手的五个指尖顶端有极轻微的裂痕，左手上面也有不规则的抓痕。”
我仔细地听着，然后分析道：“不过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干活时都要用右手，所以右手的磨损要比左手大。抓痕也是摘手套时造成的，这很正常啊。”
“可是如果里面有新鲜的蕃茄汁就不那么正常了，何宇娜从不吃这种东西，但是我昨天下午在她家的厨房里却发现一罐已经打开的蕃茄酱。据她回忆是那天聚会时别人买的。为什么会将它留在里面呢？显然凶手有着长指甲，在慌乱中将手套勉强摘下而留下了许多清晰但不规则的抓痕。”
“所以凶手是个女人？”我小心地推测着，生怕老警察笑我不谨慎。
袁池血又用手中的笔在纸上画起了奇形怪状的圈圈，也许那就是他脑电波的走向图。
“如果真是个凶残的惯犯，杀人的恶魔，又怎么会出现两处力度不均的伤口呢？”我继续运用我那可怜有限的推理能力发出了新的疑问。
袁池血把笔停住，仰起脸看着我，似乎是在鼓励我说下去。
既然这位前辈有意要训练我这位后生，我便将我的推论表达了出来：
“那么也说明何宇娜并没有丢失任何财物，她有可能是在欺骗我们。”
袁池血冷冷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目光中读到了一种认同，但是一种不愿意太过直白地表露出的认同。而与此同时，我也随即地联想到一个法庭用语——伪证。可是我一想起在那张温柔恬静的脸的下面却掩盖着鲜血淋淋的真相，我的心便有一种无以名状的难受。
“情绪不要这么激动，她撒了谎一定有她的原因。”袁池血猜出了我此刻的心境，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倒是很冷静：“她不愿意相信是她的同学干的，她在为自己假设一个外来的‘凶手’。何宇娜是第二个到现场的人，她有一点短暂的时间缓冲她的意识。当大家都在发呆、痛哭的时候，她则一边寻找‘凶手’一边又在‘制造’凶手。并把以前弄坏的卡钩，没有丢失的财物统统编进了她的谎言。”
“你为什么就这样肯定她是出此原因撒了谎，也许她就是杀害谭琳的凶手。”我觉得事实仿佛已经很明朗了，所以下了一个武断的结论。
而袁池血却依然保持那副淡然处之的神态，只听他像电视里的解说员那样平缓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而这个已近不惑之年的男人还有着一副磁性的嗓音：
“童年，我了解她的童年。那时候，我们住的是平房，有点类似于旧社会的大杂院。当时，何宇娜的家境也还一般。很多次，我看见她总是帮助吵架的小伙伴们和好，认真的样子甚至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她是生就以此为责任的，这已经融入到了她的本能之中。每当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街边玩耍或是无端哭闹时，都禁不住要想：希望他（她）快快长大吧！可有一些是带不走的，儿童的个性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成人世界的复杂埋到了心底。如果你没有阅读过一个人的童年，就说：‘我了解这个人’。那你与他（她）之间永远只能是不完整的邂逅。”
“何宇娜知道凶手是谁吗？”我品评着袁池血的心理分析，虽然感到很有意思，但是脑子里还是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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