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全面化验，还是只做光谱分析？”我用平平淡淡的口气问。
“你们是怎么搞的？”他走过来反问我，
“根据要求来搞。我不知道您要求什么，”
他思索了一下，回答说：“初来乍到，请您做个全面化验吧。”
我点点头，拿起了一号标本。
“我想看看您是怎样操作的，您大概不会反对吧？”他说。
“既然您有兴趣，那就请便！”我不大高兴地回答说。同时心里断定，这个费尔南显然是来监视我的。
我进入制备室，过滤了溶液，把沉渣搁在一张纸上，放进烘干电炉，把过滤了的溶液再倒入石英秤盘，放在摄谱仪上。赞尔南寸步不离地尾随着我，真叫我生气。
“现在我要进行光谱曝光，您可以休息一下了。”我挖苦地用德语说。
“谢谢！”他用纯粹的德语回答。
“原来他是个德国人。”我明白了。
氢灯的变压器呜呜地响起来了。我把石英秤盘放在支架上，坐在摄谱仪旁，费尔南靠工作台坐着。我们彼此沉默了几分钟。
“您不怕紫外线烧伤面部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
“我已经习惯了。紫外线对我的面部根本不起作用。”
我注视着他的脸。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张面孔有些过于黝黑。这反而使我有点难为情。
“您在这儿很久了吧？”他询问道。
“是的，很久了。”我回答说，并没有看他。
“您是法国人？”
“是的。”
“您喜欢这儿吗？”
我诧异地看着他：“这也和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对不起！”费尔南笑了笑。“这当然是一种无聊的好奇……请原谅。”他再次表示歉意。
这以后，他就不再亦步亦趋地尾随我了。他把双肘支撑在工作台上，紧闭双目，陷入沉思。当我开始化验第三个试管时，他猛然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我从窗口看见他绕过这个房子，踏着沙地，迈着大步走进南面的实验室。在中途他曾被哨兵挡住，于是他出示了通行证。哨兵向他敬礼后，就让开了路。
“是个要人！他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
傍晚时他才回来，显得有些焦虑不安，疲惫困倦的样子。
“您都做完了吗？”他问。
“早完了。这就是，记录全贴在罐子上。”
他默默地细看了一会我的记录，然后抬起头来用他那对近视眼看着我。
“依我看，这种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他含含糊糊地说。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格拉别尔和什瓦尔兹博士应该看得更清楚。”
费尔南耸耸肩膀，“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那些好端端的家兔变成象石头似的呢？谁不喜欢鲜美多汁的蕃茄和香蕉，而需要石头蕃茄和石头香蕉呢？”
我警惕地凝视着他。自我来到这儿以后，从没有一个人如此毫无忌讳地和我谈过关于格拉别尔研究所的事。或许，德国入怀疑我知道的很多，想来试探一下吧？我咬紧了嘴唇了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好吧，晚安。”费尔南说完就走了。
此后，有好几天他都没来。
这时，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有一天下午，工作结束后，我打电话和阿茵茨克夫人对表。她拿起话筒用我所熟悉的声音说了声“哈罗”，就不和我讲话了。我在电话里听到了好几个声音。说话的声音急促，也不太清楚，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了它的内容。有人通知阿茵茨克夫人，说接到无线电报，有个大人物要到研究所来，因此需要做些什么，有哪些急事，需要请谁。莅临日期未定。阿茵茨克放下听筒，我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第二天早晨，研究所就忙碌起来了。我看见什瓦尔兹往返几次跑向南面的实验室，几个穿白长衫的人从南面的化验室里跑出来，急忙走进了格拉别尔的楼房。又看见当地的工人在东面围墙下跑前跑后。
这一天他们把我忘了。
午饭后不久，费尔南来到我这儿。我一眼就看出他非常激动，至于他为什么没带来任何化验标本，我一点也不奇怪。
“我可以为您做点什么吗？”我嘲笑地问。
费尔南抱歉地笑了笑，有些过于简单地说；“嘿，跑累了！在您这里休息一会儿……”
“休息？”
“是的，我在您这儿坐几分钟，您不反对吧？”
我耸了下肩膀，指给他椅子。
他坐下说：“如果什瓦尔兹博士来了，请您随便给我谈一些有关工作的话，就说我是因工作而来的。”
我很生气。说：“您大概以为我是一个白痴，对这场闹剧一无所知吧？”
“闹剧？”他又站起来说。“照我看来，这并不是闹剧。或许对您来说是这样，对我可不是……”
“费尔南先生，干脆说吧，假如您是被派来监视我的，希望您能做得聪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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