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闭了伦琴射线仪，我们两人又回到我的实验室。
我们走近画有人头骨和闪电符号的那个悬在半墙上的变压器箱。
“您的实验室里有这个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
我走近摄谱仪，从导轨下取出钥匙，开了箱门。费尔南朝里看了一下，轻轻地吹了个口哨。
“明白吗？”我问。
他又点了点头。 我锁上这扇门，把他拉到墙边，揭起漆布的一角，让他看那些金属触点。
“这个我知道。”他小声说。“凡是外国人工作的房子里都有这个。”
“难怪普阿松……”
“普阿松逃跑时，把这个信号系统给破坏了。我来后，他们并没有修复。”
“这些您都是从哪儿知道的？”我很惊奇地问。
“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朋友……”
“谁？”
“以后再说。现在把钥匙给我。”
我把钥匙交给他。他紧紧握了握我的手。
“就这样，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就请尽可能多掌握全部情况。最后的行动计划，我们在试验以前再研究。”
这次和费尔南谈过话后，过了一天，他们就不给我送饭了。早晨，中午、下午，都看不见那个穿斗篷的阿拉伯人送饭来。我当然很饿，就给阿茵茨克夫人打电话。好久都不见她回答。后来她拿起电话，还不等我提问，就用尖刻的声调说：“饿不死您，梅尔达里！我们大家一样，我比您还饿呢，忍耐一下吧。”
我出去散了一会步，权当晚餐，一面思索着，为什么格拉别尔的研究所突然断了饮食。我去找什瓦尔兹，想和博士谈谈这个变故。门突然开了，卓瓦尼·萨科，那位意大利合成化学家跑了垃来。
“先生！”我向他喊道。“您也挨饿了吗？”
萨科看了看四周，向我微微地做了个走近些的暗示。
“饥饿还算不了大祸，我们很快就要渴死的……”
“为什么？难道不送水来了吗？”
他勉强笑了一下。“并不是那么回事，水倒有的是，只是要喝……”
“怎么？”
卓瓦尼耸耸肩膀。然后他用夹杂着法语的意大利语急急忙忙地说：
“问题就在水上……我觉得……这些阿拉伯人早都不喝这种水了……要不，他们为什么都跑了呢……现在这儿没有一个本地人了……都在咒骂这种水……一切都在于水……”
我莫明其妙地注视着这位意大利人。忽然他的脸变了样，原来是什瓦尔兹博士来了。
“难道没有给您通知要停止散步吗？”他冲着我说。
“没有，为什么不让散步？”
“请不要提这个问题，回去！”他命令道。
我气愤极了。“请您听着，博士！我既不是您的同胞，也不您的士兵，您没有权力给我下命令。”
什瓦尔兹鄙夷不屑地笑了。“很遗憾，我现在没有时间对您解释您能享受什么权利，先执行命令。现在是我们在这儿指挥一切。”
他着重强调了“我们”二宇。
“长久得了吗？”我忍不住，挖苦了一句。
“这是将来的事。现在，回去，马上走开！”
在实验室里我一直回想着和卓瓦尼匆匆的谈话。晚上十点钟，我的门开了，费尔南微笑着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大包。
“您还活着？”他向我丢了个眼色，愉快地问。
“凑合。把最后一块面包也吃光了。”
“那您就放开吃吧。他们让我给您送点干粮，短期内不会有热食吃的。”
他口里轻轻地吹着流行歌曲，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
我贪婪地扑向这些干粮和熏肠，吃了几块后问道：“您为什么这样高兴？”
“为什么？因为开始了！”
“什么开始了？”
“那个迟早总要开始的事情。格拉别尔的工人都跑了。现在没有伙夫，没有仆役，没有搬运工人，没有锅炉工人。除了那个拉水的德国人以外，所有的汽车司机都跑掉了，这里的居民宣布抵制教授的事业。罢工开始了！”
“怎么这样突然？”
费尔南走我跟前，脒着眼睛说：“什瓦尔兹总想让我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但是，我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我停止了咀嚼，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坐在椅子上吸香烟。
“在这里的阿拉伯人中间有一种传说：这堵墙那面的欧洲人都是天上下来的魔鬼，和这些白人打交道就等于亵渎真主。所以，他们都跑了。”
“我本来不信。”
“顺便说说，刚才我在什瓦尔兹的门口看见了意大利人萨科，谈到水的事，您知道吗？有这么一件事。当我横穿沙漠到这儿来的时候，我曾给司机递了杯水，他拒绝喝水，还怪生气呢！”
费尔南沉思着，“是水不是水，这还点蹊跷。只有您见到现场试验以后，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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