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的这个地方，北面，离我住房约一公里远，有一道围墙，把研究所和由我命名的“红树园”隔开了。实际上这些树并不是红色的。但也不是绿色的。它们的叶子在白天是褐色，就象砂子的颜色一样。
在和普阿松的谈话中，我知道研究所的主要大门开在东北角的北墙上。各种物资、材料以及电站的燃料和满罐满罐的水，都经过这个大门送来的。
化学实验室占着四栋建筑物。正对着大门的两栋平房都是什瓦尔兹的实验室。
再往北一点，还有两个实验室，其中一个紧挨着“红树园”的围墙。普阿松就在那里工作，在这些房屋的顶上，都装着用白铁皮特制的抽风管道。
在东南角上有一栋三层砖楼，这是格拉别尔本人的寓邸。这座楼的右面耸立着一个高大的水塔。
我来到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可是我所熟悉的地方仍局限在什瓦尔兹博士所掌握的那两所平房以内。除我以外，属他领导的仅仅只有两位同事：一位叫甘斯的德国人和一位叫卓瓦尼·萨科的意大利人。他们两人都在北面的平房里工作。从来没有到我这儿来过。整个北面的平房是一所综合性的实验室。什瓦尔兹博士、甘斯和萨科三人也住在那里，我是一人单独住的。
荷枪实弹的哨兵夜以继日地在研究所里流动放哨。他们两人一组地沿着一条非常复杂的路线巡视着整个研究所。
在研究所里我很少再看见过别的什么人。特别是在南面，那更是冷冷清清。即使大白天，也难看见那里的烟囱冒烟。夜晚有时则窗户明亮。顺着东面围墙有一条沥青大路，经常有载重汽车开往抽水站或发电站。在这条路上有时也可看见穿着白色斗篷的人们。这都是来做苦工的当地人。
除了什瓦尔兹和普阿松以外，很长时间我再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我到北面平房去送分析结果时，碰见过甘斯和萨科。但每一次，当他们看见我时，都很快地离开了，只剩下我和什瓦尔兹两人。普阿松在那次喝了酒精之后，他也来得少了。除非是为了取试剂或给我送分析标本，否则他是不来的。这个人总是沉默寡盲，忧心忡忡。在我看来，他似乎永远沉程在醉意之中。他在我的脑海里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好象他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似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却不愿意告诉我。
不过，在我来后不久，我还认识一个人。说得确切一点，是一个女人，虽说认识，可从未见过她的面。相识过程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不知怎么睡过了头，电话铃突然响了。我就象被开水烫了一下似的，猛然跳起来抓住了电话听筒。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一个女人的声音：“梅尔达里先生，该工作了！”女人说的是法语，带着浓重的德语味儿。“您的工作开始得晚了，梅尔达先生。已经八点十分了。”
我看了看表。我的表才七点……
“我的表才七点……”我慌忙说。
“您的表不准。每天下午八点以后您可以给我打电话对表。我会告诉您准确的时间。”
“我怎么给您打电话呢？”
“拿起听筒就行了。”
“好的，谢谢！顺便问问，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呢？”
“叫我阿茵茨克好了。”
尔后，我就经常使用电话，以减少我去什瓦尔兹博士那里的次数。有时候需要向普阿松问分析结果时，我拿起听筒，说了要找的人。“好的。”阿茵茨克马上就给我接通了电话。有一次，接电话的人不是什瓦尔兹，而是意大利人。他用半通不通的德语急速地说，我做的化验里发现了硅数量太少，必须另做化验，还要我……
电话断了。我对着话筒大喊，要求重新接通，但阿茵茨克用特别有礼貌的语气说道：“关于这些问题，您只能和什瓦尔兹博士交谈。他现在出去了。”
此后，我就对电话线路发生了兴趣。电话线是垂直而下，进入地板，其它电线也是在地下敷设的。我试图猜出电话总机的位置。大概是在格拉别尔博士住的那栋三层楼里吧。
在来到格拉别尔研究所的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根多东西。现在我可以非常在行地完成定性化学分析和定量化学分析了，而且比在大学里作的还要准确、可靠得多。为了发现化学元素，我除了采用普通试剂以外，还采用了灵敏度极高的有机指示剂。我掌握了很多物理分析法。这些方法，以前只是在书本上，或是在那些陈旧的设备上，作过一两次。我掌握了比色分析法，分光光度测定法，光谱分析法，伦琴结构分析法和电势分析法，什瓦尔兹博士一再坚持要我在做最后一种分析法时，持特别认真仔细的态度。
“您在确定溶液中氢离子的浓度时，必须保持高度的精确性。您确定的精确度，应当达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三位数字。”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一点为什么就那么重要，直到后来，在这儿的沙漠中发生了几次不幸的事件以后，我才懂得了它的意义
给我送来的分析样体。不是溶液就是某种物质的结晶品，而普阿松给我送来的照例是灰烬。他总是在实验室里烧东西，而我还得给他化验灰烬的成份。当然，有时他也送来溶液。但这些溶液总是混浊的，内有沉淀物，气味很难闻。他给我送来这种溶液时，总是强调要我必须在倒入电位盘或浊度计盘以前，把它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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