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不晓得天都快塌了，他自顾自的想道。
十点钟左右，他记起哈洛克对他的规戒，就上街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挂了通电话到纽约一家电视公司的新闻采访部，请他们立刻将他所需要的录影带和照片，以飞机送到国务院给他。他有点忍不住想报告总统。但他忍住了。他谁也没讲。
现在，他又看了看表。十二点二十二分，离刚才他看表的时间，才过了三分钟。
飞机应该快到了；纽约与华盛顿之间，每小时都有班机对飞一次；问题在于他不晓得是哪一班。
他的思绪把门上传来的一串轻叩所打断，他马上带了十二万分的渴望与兴奋大喊：“请进！”
是他的女秘书，她站在门口，一脸关怀地望着他，与早上她看他的眼光完全一样。“我去吃中饭了，好吗？”
“请便，丽沙。”
“要我带点吃的给您吗？”
“不了，谢谢。”
女秘书很尴尬地楞在门口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说：“贝弗先生，您没事吧？”她问。
“没什么，我很好。”
“要我帮什么忙吗？”
“别替我瞎担忧，去吃饭吧。”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那……等会儿见了。”
她还不晓得天都快塌了，他想。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是楼下大厅安全部门打上来给他的；纽约送了一个邮包来给他。
“请替我签收了之后，加派一名武装警卫送上来给我。”他交代楼下安全室说。
七分钟之后，一卷录影带被放进了录放机中，闭路电视的荧屏上，立即显示出了一个联合国安理会，正在举行会议的画面。
画面下方，有打出—个日期的注脚：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两点五十六分。正在发表演说的人，是沙乌地驻联合国大使。
数分钟之后，镜头开始扫描与会的各国化表团，先是以色列代表团，再就是埃及的，再来就是美国代表团。
贝弗将画面用遥控固定住。四个人都在：大使、旁边坐了亚瑟·皮尔斯，另外两名代表坐在后排。在就好，没必要再听下去，他按下遥控器，让画面因快放而变得模糊了一阵子。等到他手指再一放，沙乌地大使仍在讲话。
他正打算再按下快放键时，突然发现摄影镜头又扫到了美方代表。
亚瑟·皮尔斯不见了。
贝弗连续按了几次倒转键，找到了他想要看的画面。照理讲，在友邦代表致辞之际，中途退席的行为是相当不礼貌的。国务院的这位朋友在离席之前，应该有相当的理由才行。
有了，在那儿。
皮尔斯正在看表，然后站起来，弯身向身旁的大使耳语，接着又转身朝身后那名参事——不是卡本特——讲了几句话；对方点了点头……一名女播音员的声音插进来说：“美国代表团现接外电，可能是由该国之国务卿所打来的。请美方代表派人离场接听。我们猜测，或许美国务卿将对沙国代表伊班·卡沙尼大使的演说，有所补充。”
贝弗马上又按下快放键，按了放，按了放，再按，再按。演说完毕了；许多代表团起立鼓掌。亚瑟·皮尔斯并未回座。
再下去。
一月一日。星期四。早晨十点四十三分。安理会主席主持新年团拜。皮尔斯不在美方代表席上。坐在他位置上的人——应该是卡本特——手中握了一大叠文件。
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点十分。一名“中共”代表正在发表演说，所有的与会其他各国代表，都戴了耳机在听。皮尔斯不在美国的席位上。
一月五日。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四十三分。皮尔斯缺席。
一月五日。星期一。下午两点十六分。皮尔斯仍然缺席。
一月五日。星期一。下午四点四十五分。皮尔斯坐在椅子上。对也门代表的演说，大摇其头。
贝弗关掉录影机，望了望桌上的那个大牛皮纸信封。老实讲，他已经不必去打开了，也晓得“安理会新年团拜”的那些照片中，绝对找不到助理国务卿之一的亚瑟·皮尔斯的影子了。
那时他正在“布拉瓦海岸”。
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他必须再去查一下。贝弗拿起电话筒；他向“运输部”查问他所需要的资料，揉着眼睛，困得要死的等对方报告过来，身子禁不住有点发抖。
四十七秒钟后，回答来了：“去年十二月三十号，星期二，有五班飞机由纽约直飞马德里。十点、十二点、一点一刻、两点半，还有五点十分……一月四号，星期一，西班牙时间，由巴塞罗纳经马德里飞纽约的班机，有四班，从早上七点半开始的那班，抵达纽约甘乃迪机场的时间，是十二点二十一分；九点半的那班，抵达甘乃迪的时间，是下午三点……”
“谢谢你，”贝弗打断对方。“我要找的资料，已经有了。”
他的确已经找到了。皮尔斯是搭三十号那班五点十分的飞机飞往马马德里，然后于星期一乘那班九点半的飞机返回纽约的，所以他在四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才重新出现于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席上。反正查旅客舱单，也绝对查不出有位旅客的名字，会跟助理国务卿皮尔斯的大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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