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顿忿忿地说：“那可不行。”
他把相机擎在手里把玩一番，把相机背带往脖子上一挎。
考顿眼巴巴地看着相机，真想一把把它夺回来，但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能忍气吞声了。
安检口传来了吵闹声，“他妈的蠢货。”军官说。他把护照和记者证丢给考顿。“美国人，回家吧。”他转身向安检口走去，相机在脖子上荡来荡去。
考顿拉上行李袋拉链，把证件揣进衣兜，走了。
军用车队那边是车的海洋。轿车、卡车、大篷车和大巴一排排停在路边。人们站在车门边或机器盖上，焦急地眺望着逃难的人群。寻找着自己的亲人。考顿沿着公路向前走，想找辆出租车或巴士。
突然，她听到一声响亮的口哨。她向右边看去，一个男人正从巴士的窗口探出身子向她招手。是挖掘队的那个土耳其人。
“女士，我们要去安卡拉，快点。”他喊道。
考顿向巴士跑去，心想，多可爱的男人。她从行李袋里摸出事先藏好的救命钱，问司机买了张票。上车后，她把手搭在土耳其人的肩膀上挤过拥挤的过道，路过他的座位时，她向他道了谢。考顿在最后一排挤了个座，把包紧紧揽在怀里，琢磨着自己到底把什么东西从伊拉克偷带了出来。她迫不及待地想找个僻静的地方，看看盒子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在巴士驶向公路的一瞬间，考顿透过车窗向后看去，身后的难民群像潮水一样。
穿越土耳其的长途旅程让人心力交瘁。严重超载的巴士车厢里弥漫着从人身上散发出的难闻的味道。考顿曾经听人说过，在所有动物的体味中，人类身体的味道是最难闻的，那是一股令人厌恶的掠食动物的气味。车厢里的味道让考顿完全相信了这个说法，刺鼻的味道加上颠簸的路途使她根本没法睡上一觉。车子终于到了安卡拉，饥肠辘辘的考顿感觉自己已经脏成了泥人。
考顿用信用卡上的钱在巴士终点站附近的小餐馆里，请土耳其人和他的朋友们吃了顿饭。与土耳其人握手道别后，她登上了前往阿森波伽国际机场的出租车。她在阿森波伽机场订了一张飞往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的票，然后转机飞回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虽然考顿很想把行李袋带在身边，但是为了避免在机场安检口多费口舌，她办理了行李托运，心中暗自祈祷那盒子里不会装着爆炸物或其他什么不能过关的东西。
考顿在机场的洗手问里梳理了一番，但登机后她还是发现邻座那个一身平民打扮的女人，一直在尽量与她保持距离。
金黄色的晚霞笼罩着地平线，考顿把自己裹在毯子里，脑子里一直在琢磨躺在托运舱的行李袋里的盒子，到底装着什么秘密。她把挡光板拉了下来，闭上眼睛，惴惴不安地睡去了。
飞机抵达英国后，考顿马上从托运处取回行李，看看盒子是否还在。她随着人流向入境登记处走去，手紧紧地攥着行李袋，指甲在手掌上留下了痕迹。给考顿的护照盖章的登记处工作人员并没有注意到她脸上的紧张表情。考顿办完手续后，向海关安检口走去。
“有什么需要报关的吗？”考顿把行李袋放在工作台上后，安检人员问道。
“没有。”望着对面那男人的眼神，考顿心里一紧。
男人顿了顿，说：“欢迎您来英国，斯通女士。”然后向她做出允许通行的手势。
考顿想咽口水，却发现嗓子是干的。她冲他笑笑，马上收拾起行李袋走了。也许，转机去纽约时她可以带着行李袋过安检，因为她不想再让这行李袋离开她的视线，而且行李过关时并没有引来麻烦。
穿过飞往美国的747客机的登机口时，如释重负的考顿暗自对自己说，上帝，回家的感觉真好。
空中乌云密布，飞机升空时，雨点把机窗打得模糊一片。
考顿听见起落架收回舱内的声音，心想，再有七小时就到家了。
安全带指示灯刚灭，考顿立即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下行李袋，跑进机尾的洗手问，锁上门。她坐在坐便器的盖子上，打开袋子，把录像带拨到一边，拿出那个盒子。
那像是个木头盒子，黑色的，又破又旧，表面有几道新的划痕。考顿想把盒子打开，但却发现那盒子没有盖子。奇怪，这盒子竟然看不出哪边是上，哪边是下，没有合页，也没有接缝，但她明明亲眼看到阿彻打开过它，还看过里面的东西。她把盒子晃了晃，没有声音。阿彻是怎么把这块看上去像实心的木块打开的呢？这盒子到底有多珍贵，为什么他一定要把它交给她？阿拉伯人为什么要为这盒子行凶呢？而最让她惶恐不安的是，阿彻临死前说的那句：“戈——埃尔——克瑞普！”
她把盒子放回行李袋，回到机舱的座位，把行李袋放回头顶的行李架。
到达肯尼迪机场后，考顿很快办理了海关安检和入境登记。
走出拥挤的出闸口后，她从自动提款机取了些现金，走出大门，上了人行道。纽约凛冽的寒风吹打着她的面庞，东北的这个时节是难熬的。她很高兴自己能在这样的季节外出公干，可以暂时避开寒冷的风雪还有与松顿·格拉汉姆分手的痛苦。考顿拦了辆出租车，钻进后座，把行李袋往大腿上一放。把市中心的住址告诉司机后。便把头枕在靠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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