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蓦然明白，我爷爷最后吃的那碗不是黄豆，而是金子。我也明白，我爷爷舍命就是为了给我留下一笔活命钱。
听完这个故事，我欷许久，问他，与你爷爷同时葬入山坡的金子后来取出来了吗？
他摇摇头。
他说，自己要是去开了棺，爷爷肚子里有再多的金子也会花光，更不可能拥有今天这个“著名企业家”的头衔。当然，他也不想让子孙重复自己父亲的悲剧，一定会在咽气前立下遗嘱把自己几家公司所赚的钱统统捐给慈善机构。至于爷爷肚子里的“黄豆”，连他自己也无法找到了，因为，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爷爷的坟头削平了……
蛇
宋以柱
到了秋天，还是初秋，苏然家里出现了一条蛇。
那天，苏然从地里回家，放下扁担、头、铁锨，就觉得院子里多了点什么，就四下里看。媳妇儿勤快，院子收拾得干净利索，常用的家什，固定的，经常挪动的，都有位置。苏然不费力地发现了那条蛇，蛇很粗，蜷在北屋墙根晒太阳，盘成蚊香的样子，瞪着眼，青皮，平头顶，肉鼓鼓的。苏然怕这东西，对那种黏糊糊的感觉起腻。
苏然没有伤害它，苏然心善。在地里干活儿，见到蛇、青蛙、蜥蜴等，都不动它们，任其不紧不慢地跑掉。活得好好的，干吗要伤它呢。蚂蚱例外，这家伙吃庄稼，边干活儿边随手捉住，穿成一串，拎回家去，炸得焦黄，油汪汪的，喝上二两地瓜干子酒。
看了一会儿，进屋告诉妻子、儿子，墙根有一条大蛇，别惹它，或许有毒，也别伤它。妻子当即抖成一团，儿子欢叫一声，开门出去，看了一眼，跑回来兴奋得一跳多高。
一时相安无事。
只有妻子有些神经质，去南屋里挖喂猪用的麸子、地瓜面，用木棍挑开盖子，远远地看看，手伸下去也是犹豫、哆嗦，生怕里面伸出一个白花花的蛇脑袋。到院子里喂鸡、喂鸭，到猪圈里喂猪，也是东张西望，看了地面，看墙角，又看看树上、墙上，确信蛇没出来，才去做该做的事。那样子不像操持家务，像偷东西。
蛇隔三差五地出现，不知从哪个墙角或者屋檐上出来，只是蜷在那儿睡觉，哪儿也不去，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媳妇儿有两次央求苏然把蛇赶走：咱不伤它，让它离开就行。并且，要去买黄表纸、香火，焚香祷告让蛇自己走。苏然给拦住了：让它在这儿吧，它又没有固定的去处，来来往往的，别招惹它就行。蛇在这儿，老鼠就没了。果然没有老鼠出现，晚上就少了老鼠打架的惨叫，啃门框磨牙的“咯吱”声，也没了。
儿子放下书包，就到处找蛇。蛇呢？蛇呢？老朋友一样。有一两次，媳妇儿看到儿子蹲在地上，和蛇面对面地对视，吓得差点尿裤子。儿子却不怕，小脸激动得通红，回头喊娘：“娘，娘，蛇吃什么？”“吃鸡蛋。”儿子跑回屋拿一个鸡蛋，咕噜一下滚到蛇嘴边。大概因儿子属蛇，所以见了蛇亲。那就养着吧。
苏然养了不少鸡，还养了两头猪，每年两头。现在农村人大都不养猪了，盖新房时虽盖了猪圈，但是不养猪，用做人拉撒的厕所，舒服，安全，少了猪急不可耐的哼哼。
苏然的一百多棵红富士果树，指望着这两头猪攒粪。如今的农村，种小麦、玉米，栽果树，全靠化肥，把地喂死了，土都板结了，刨不动，而且用的化肥一年比一年多，那土地像上了毒瘾一样，离了越用越多的化肥，不长庄稼。只有苏然，一直用农家肥。
每个月一次，把熟透的农家肥刨起来，从猪圈墙上的小洞撂出去，推到果园里，堆一堆儿，用稀泥封住，闷熟，备用。很辛苦，但是果树长得好，苹果个儿大，圆润，光泽好，嘎嘣脆，卖钱又多。
两头猪长到三百斤左右，时间也到了农历的小年，该卖猪了。现在的人金贵，肉吃多了，也就有了讲究，专拣农村家养的吃，比如鸡，还有猪，都是这样，肉香，耐嚼，无激素，让人吃得放心，吃得舒坦。还有名分，一律叫笨鸡、笨猪。价格要高很多。单说那鸡，三斤左右一只，给你杀好、洗净、炖熟，端到桌上，吃得很香，很解馋。吃好了，剔着牙出来，打个饱嗝，结账的时候，单是那只鸡，要一百块出头。真是贵。但吃的人不少。
很精明的小商贩，看准了这个市场，走街串巷，挨个敲门，猪和鸡都要，贩卖到城里，挣钱很足。鸡贩子用摩托车，拿细绳绑在后座木架子上，头朝下，上面是一排鸡脚，中间是鸡翅，挲着，下面是一串鸡脑袋。猪贩子用三轮车，一次只收到三两头，也能挣到几百块。自己杀了卖肉，挣得更多。杀猪的多肥头大耳，红光满面，走路噔噔噔，有劲儿，嗓门儿大，很豪爽。价格是要争论，到最后，三十元五十元的钱，抽出来就给，皆大欢喜。
村里人对猪贩子很尊重，他们肯出价。他们的眼特贼，瞥一眼，就喊出大差不离的斤两，知道出多少精肉，多少肥膘，多少下水，猪皮能卖多少钱，几分钟时间，估摸出这头猪到手能挣到多少票子，都成精了。但是不到要卖的时候，不让猪贩子看。咋说？有毒，啥有毒？猪贩子那俩眼。让他看一眼，不要了，太瘦，不出肉。好吧，那猪三天内只叫唤，不吃食，一个劲儿地往下掉膘，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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