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点点头。
“你的朋友跟芬兰人结婚，来到这里。而你跟她很久很久没见面了。是这样吧？”
“已经十六年没见面了。”
奥尔加用食指揉了几次太阳xué。“明白了。我不说出你的名字，想办法把地址问到手。让我来想个好主意。你能把她的名字告诉我吗？”
作把黑的名字写在糙稿纸上。
“你们的高中在日本哪座城市？”
名古屋。作说。
奥尔加再次拿起作的手机，按下录音里报出的电话号码。铃声响过几下，对方接起了电话。她用芬兰语彬彬有礼地跟对方jiāo谈。她在解释什么，对方也在提问，她再次简短地说明，口中几次提到惠理这个名字。几个来回后，对方好像终于理解了。奥尔加用圆珠笔在糙稿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郑重地向对方道谢，挂断电话。
“非常顺利。”奥尔加说。
“太好了。”
“他们这家人姓哈泰宁。丈夫叫爱德华，在赫尔辛基西北方一个叫海门林纳的城市郊外的湖边有座夏季别墅，他们在那里度夏。当然惠理和孩子们都在一起。”
“没说出我的名字，你是怎么问到这么多的？”
奥尔加调皮地微笑。“我撒了个小小的谎，冒充联邦快递的投递员。告诉他从日本的名古屋给惠理女士寄来一个包裹，问他应该转寄到哪儿去。是她丈夫接的电话，听我一说，很慡快地把转寄地址告诉我了。这就是地址。”
她说着，把糙稿纸递给他。然后走到大堂经理的办公桌前，要了份芬兰南部的简略地图。她摊开地图，用圆珠笔在海门林纳标了个记号。
“这就是海门林纳。夏季别墅的准确地址用Google查一查吧。今天事务所已经关门了，我明天打印出来给你。”
“到海门林纳需要多少时间？”
“这个嘛，论距离的话大约是一百公里，从这里开车去，顶多一个半小时吧。高速公路笔直通到那里。坐火车可以坐到城里，但从城里到他们家还是得开车去。”
“我租辆车。”
“海门林纳有一座美丽的湖畔城堡，还有西贝柳斯的诞生地。不过多崎先生你一定有更重要的事吧。明天，方便的时候来我办公室好吗？事务所九点开门。附近就有家租车行，我会替你安排好，去了就能租到车。”
“有你在身边，真是帮大忙了。”作向她致谢。
“既然是沙罗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奥尔加眯起一只眼说，“能见到惠理就好了。要是能让她大吃一惊，那就更好啦。”
“是啊。我差不多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
奥尔加犹豫片刻，毅然开口问道：“这跟我当然没关系，但你万里迢迢跑到这里见她，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
“对我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事。”作说，“但对她来说也许不算重要。可以说我就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才来的。”
“事qíng好像相当复杂。”
“以我的英语能力，要解释清楚也许太困难了。”
奥尔加笑道：“不管用什么语言，我们的人生中总会有解释起来太困难的事。”
作点点头。锤炼关于人生的警句大概是芬兰人共同的特xing。说不定跟冬季太长有关。但的确如她所说，这是个与语言无关的问题。恐怕是。
她从沙发上起身，作也站起来，两人握了手。
“那明天早上我等你。大概会有时差综合征。况且就算时间很晚，天照样亮得很，不习惯的人也许睡不好。为防万一，你向宾馆约个叫醒服务好了。”
我会这么做的，作说。她把挎包挎上肩头，踏着很大的步子横穿大堂，出了门。始终面向前方，没有回头。
作折起她给的糙稿纸，放进皮夹里，把地图塞进衣袋。然后走出宾馆，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逛。
至少弄清了惠理人在何处。她就在那个地方，和丈夫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她愿不愿意接纳自己。就算坐飞机穿越北极圈来见面，说不定她也会拒絶见自己。这种qíng况完全可能。据青说，就是黑在qiángjian事件上率先站到白那边去，要求抛弃作。作无法想象白惨遭杀害、小团体解散之后，她对自己怀有怎样的感qíng。包许是冷漠至极。总之只能赶去那里看看。
时间已过八点，正如奥尔加说的，天完全没有要黑下来的意思。许多商店还在营业，人们在亮如白昼的大街上漫步。咖啡馆里，人们喝着啤酒或葡萄酒谈笑风生。走在圆石铺的老街上，不知何处飘来烤鱼的气味，很像日本的快餐店里烤青花鱼的香味。作肚子饿了，便迎着气味追溯而去，走进一条小巷，却没找到源头。在大街上逛来逛去，香味渐渐淡薄，最终消失了。
他不喜欢在吃的东西上想来想去，嫌麻烦，便走进一家映入眼帘的比萨屋，坐在露天餐桌边，点了冰红茶和玛格丽特比萨。耳边彷佛响起沙罗的笑声。专程坐飞机到芬兰，就吃了玛格丽特比萨回来吗？她大概会乐不可支地这么说我。但比萨远比预期的美味。好像真正是炭火烤出来的，焦huáng薄脆，香喷喷的。
这家朴实的比萨屋几乎爆满，坐满携家带口的食客和成双成对的年轻qíng侣。还有成群的学生。人人都手持啤酒杯或葡萄酒杯。多数人都毫无顾忌地抽着香烟。环顾四周，独自一人喝着冰红茶、默默地吃比萨的也只有作了。人们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耳边传来的（大概）都是芬兰语。餐桌边的客人似乎都是当地人，看不到貌似观光客的身影。直到此时，作才认识到自己已然远离日本、身在外国。不管在何处，吃饭时他几乎总是孑然一身，因而不怎么介意这种状态。但在这里，他并不单单是孑然一身。他在双重意义上是孑然一身。他是异邦人，周围的人们都在用他无弦理解的语言纵声谈笑。
这与他在日本一直感觉的孤立又很不一样。相当不赖，作想。双重意义上的孑然一身，或许与孤立状态的双重否定一脉相通。就是说，作为异邦人的他在这里处于孤立状态，完全合理。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如此一想，就变得心平气和。自己无疑置身于正确的场所。他扬手喊来侍者，点了一杯葡萄酒。
葡萄酒送上来不久，来了一个身穿旧西装马甲、头戴巴拿马帽、拉手风琴的老人，牵着一条尖耳朵的狗儿。他像拴马一样，娴熟地将牵狗绳拴到街灯杆上，倚着灯杆站在那里，开始演奏北欧民謡风格的音乐。久经战阵又游刃有余的演奏。有人和着音乐唱出声来。他还应听众要求，用芬兰语唱了一首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不要太冷酷》。黑色的瘦狗坐在那里，不看周围，像回顾往事似的盯着天上一点，耳朵一动不动。
“不管用什么语言，我们的人生中部会有解释起来太困难的事。”奥尔加说。
的确如此。作啜着葡萄酒想。不光是解释给别人听，连解释给自己听也太困难。硬要解释，就会在某些地方生出谎言来。不管怎样，到了明天各种事qíng肯定比今天清楚。只要等待就行了。就算不比今天清楚，不也无所谓吗？没办法呀。缺乏色彩的多崎作，就这样缺乏色彩地活下去就好。这样又不会给谁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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