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他们还要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悔恨终身。
因此我以为，今后还是少说些什么“舍鱼而取熊掌”之类的淡活！生命的价值，qíng感的价值，是不可以被看得一钱不值、轻如鸿毛的。一个不知道爱惜自己生命的人，也不会爱惜别人的生命；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qíng感的人，也不会懂得尊重他人的qíng感；而一个既不爱惜生命，又不尊重qíng感的社会，决不是健康和美好的社会，只会是病态和黑暗的社会。因此我怀疑，那些鼓chuī任意牺牲自己生命和qíng感的说教是不是居心叵测。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尚有迫不得已，那么，在和平年代至少是无此必要。因为这只会害人。既害了个别的人（比如顾准一家），也害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
顾准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顾准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从自已的苦难中引发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思想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人生体验，思想者的思想不可能与自己的经历毫无关系。过去我们总是说“不要纠缠个人恩怨”，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一个人对自己遭受的迫害和不公可以麻木不仁。一个对自己都麻木不仁的人也不可能对他人寄予同qíng，而没有同qíng心，就不会有对社会和人生的终极关怀。
问题在于超越。
顾准超越了自己的苦难。他没有纠缠于自己为什么会从革命者变成“革命”
对象，为什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具体原由。在他看来，这一切无非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解决“娜拉走后怎样”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伟大的鲁迅提出来的。
在当时的进步青年都为娜拉的出走而一片欢呼时先生面对一群热qíng而幼稚的新cháo女生，却不无忧虑地问道：“走了以后怎样？”先生说：“伊孛生（即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学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这实在是冷静而深刻啊，可惜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听进去了的人微乎其微。结果，直到邓小平以“实事求是”
的jīng神重新设计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之前，我们还一直在做诗：“数字指标升火箭，一天等于二十年”；“水稻产量何惊人，已闻亩产几万斤”；“钢铁产量见风长，速度令人难设想。”总之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什么就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芙蓉国里尽朝晖”，“六亿神州尽舜尧”。事实呢？事实是从1959年
到
191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加拿大。顾准自己在商城县，就不断看见死人。诗意终止的地方，就是理xing分析和冷静思考启动的地方；而苦难和灾难对于思想者来说，则是思想飞跃的突破日。顾准反复思考：为什么乌托邦越是美丽，一落实到现实中就越是残忍？他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
”
“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既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双脚只能牢牢地站立在大地上，站立在人间，就得承认所有普通人的权利，承认每个人的“人之常qíng”是天然合理不可扼杀的东西。人间毕竟不是长着翅膀的天使们飞来飞去的地方。我们需要同心协力建设家园，也需要相亲相爱共享天伦。甚至可以说，爱的权利，体验、表现、jiāo流、传达qíng感的权利，也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它甚至还是人之为人的表征。因此，即便英雄人物，也并非无qíng无义、铁石心肠。“无qíng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试看与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菸莵。”就连老虎，也有舐犊之qíng呢，况乎我等“家雀”？
更何况，革命的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难道不原本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吗？
人类的幸福中，难道不包括获得爱qíng和享受亲qíng吗？不能把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对立起来。人类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个人组成的，没有每个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全人类的自由；没有每个个人的幸福，也不会有全人类的幸福。因此，从这个终极的意义上讲，qíng感就不是“鱼”不是“芝麻”，它也是“熊掌”、也是“西瓜”
呢！一个人如果自愿放弃和割舍亲qíng，那是他自己的事。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放弃和割舍你的个人qíng感这点子“绿豆芝麻”，就能抱个大金娃娃，或者就能进人“人间天堂”，那你可就得小心了！他即便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yīn谋家，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糊涂虫，要不然就是被某种狂热的“信仰”冲昏了头脑的人，就像那些邪教的“教主”和“信徒”们一样。
好在人是聪明的。犯过一回错误，该不会再犯第二回。何况明白人也越来越多。顾准的家庭悲剧，大约可望不再重演。
现在让我们回到顾准。
九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
”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
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争相食。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为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gān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一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
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jiāo代问题、出具证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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