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
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
收音机里在播着一只歌：
旧鞋子穿破了不扔为何？
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太罗嗦……
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任何权利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亲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观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
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
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
一种特权。
我必服从。
我必虔诚。
我不能连母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地剥夺了！
我知道床下，柜下，还藏着一些饮料筒儿、饼干盒儿、杂七杂八的好看的小瓶儿什么的，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们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处。
我装作不知。
是的，我必庄重。
它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倘发自于我，是我的丑陋。尽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并且不忍彻底，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看重的……
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母亲到厂内的浴室洗澡。母亲被烫伤了，是两个邻居架回来的。
我问邻居：“秀华呢？”
她们说她仍在洗。
我从没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话。但那一天我生气了，待她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之后，我板起脸问她：“奶奶烫伤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
“知道你还继续洗？”
“我以为……不严重……”
“你以为……你以为！那么你当时都没走到奶奶身边儿去看看了？我怎么嘱咐你的！……”
母亲见我吼起来，连说：“是不严重，是不严重，你就别埋怨她了……”
半个多月内，母亲默默忍受着伤疼。没说过一句抱怨之词。
母亲又失去了假牙。母亲一天取下泡在漱口杯里，被粗心粗意的小阿姨连水泼掉了。
母亲没法儿吃东西了，每顿只能喝粥。
我正要带母亲去配牙那一天，妹妹拍来了电报。
我看过之后，撕了。
母亲问：“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哪会拍电报？”
母亲再三追问。
尽管我不愿意，但终于不得不告诉母亲--长住精神病院的大哥又出院了……
母亲许久未说话。
我也许久未说话。
到办公室去睡觉之前，我低声问母亲：“妈，给你订哪天的火车票？”
母亲说：“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我不早早回去，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
母亲分明更是对她自己说。
我求人给母亲买到了两天后的火车票。
走时，母亲嘱咐我：“别忘了把那瓶灌油和那卷药布给我带上。”
我说：“妈，你烫的伤还没好？”
母亲说：“好了。”
我说：“好了还用带？”
母亲说：“就快好了。”
我说：“妈，我得看看。”
母亲说：“别看了。”
我坚持要看。母亲只好解开了衣襟--亲干瘪的胸脯一大片未愈的烫伤的溃面！
我的心疼得抽搐了。
我不忍视，转过脸说：“妈，我不能让你这样走！”
母亲说：“你也得为你四弟的难处想想啊！”
……
母亲走了。带着一身烫伤。失落了她的假牙。留下的，是母亲的临时挂号证，上面草率的字写着眼科医生--已无手术价值。
今年春季，大舅患癌症去世了。早在1964年，老舅已经去世了。母亲的家族，如今只活着母亲一个女人了，老而多病，如同一段枯朽的树根。且仍担负着一位老母亲对子女们的种种的责任感。那将是母亲至死也无法摆脱的了。
我想我一定要在母亲悲痛的时候回到母亲身旁去。我想如果我不去就简直太混蛋了！
于是我回到了哈尔滨。
母亲更瘦更老更憔悴了。真正的就好似根雕一个样子！
母亲面容之上仿佛并无悲痛。那一副漠漠然的神态令我内心酸楚。母亲其实已没有了丝毫能力担负她的责任和使命了呀！母亲好比是一只老猫，命在旦夕，只有关注着她的亲人和儿女们在这个世界上艰难地死去的份儿了！母亲她苍老的生命大概已完全丧失了体现她内心悲痛和怜悯之情的活力了吧？
在四弟的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的时候，母亲强打起她最后的尊严，问我：“你写的那篇叫《雪城》的书，为什么闹得个满世界风风雨雨？”
我缄默。
“为了稿费？”
“妈……不是……”
“不是？那究竟为什么？”
“听着，妈和你爸从来没指望你当什么作家。你既然已经是了，就要好好儿的当。妈和你爸都这么大年纪了，别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给我们丢脸……”
“妈……不是……”
“可报上是这么说的，你弟弟也是这么认为的。连你妈和你弟弟都不能原谅你的事，你还觉着自己没多大错么？……”
“妈，我错了！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的话！……”
那一时刻，我真想给母亲跪下，告诉母亲我心里的实话--为了好好儿当一个作家，我是活得多么苦多么累！
母亲对我已无它求。
“不会干别的才写小说”--这一句话恰恰应了我的情况。
在这大千世界上我已别无选择，没了退路！
母亲，放心吧。我记住着你的话，一辈子！
若有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将我的老母亲老父亲接到我的身边来，让我为他们尽一点儿拳拳人子的孝心。然而我知道，这愿望几乎等于是一种幻想是一个泡影。在我的老母亲和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大致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我最最衷心地虔诚地感激哈尔滨市政府为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解决了晚年老有所居的问题。使他们还能和我的四弟住在一起。若无这一恩德降临，在这家原先那被四个家庭三代人和一个精神病患者分居的二十六平方米的低矮残破的生存空间，我的老母亲老父亲岂不是只有被挤到天棚上去住吗？像两只野猫一样！而父亲作为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为我们的共和国付出了三十余年汗水和力气。
我的哈尔滨我的母亲城，身为一个作家，我却没有也不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实际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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