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像他那张面孔。这是一种农民的纯朴和学者的‘无奇’的混合，使任何画家都难以下笔；即使勾勒出轮廓来，也难以表现他的实质和特征。”——这是雷加先辈对吴伯箫先辈的概括，我也有同感。
但一个人的怀念印象如此，两个人的怀念印象也如此；许许多多人满怀深情与敬意的怀念印象组合在一起，那“实质和特征”，将逐渐地清晰起来。
而这正是此纪念文集的意义和价值。
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心路的学者们，不可不读一读此纪念文集……
12. 抵御时代的污浊和浮躁
王锋小弟自西安寄我雅集一册，名“坐卧终南”；望我作小序，为友情留痕。信中言——该集乃简样，“特供”友人们发表意见时有所参考而赶制的。
锋我所敬者。敬其敬业；敬其为人处世的坦诚；敬其在古体诗词方面的才情；尤敬其于名利泛滥之世而自愿保持一颗“拒腐蚀，永不沾”之洁静心，我曰“素心”。
“静”字我是并没写错的。名利泛滥之世，洁实不易。锋非清教徒，我和他从未聚餐过，但从他的诗词中知道，他是喜欢每与三五好友大快朵颐、满斟缓饮的。李白、杜甫们也喜欢那样，鲁智深更喜欢。虽然他们也都不得不入世地活着，并且未见得多么地崇尚出世思想，但起码都不甘与浊世污流共舞。故在我看来，他们皆他们所处之时代的洁人。我们所处之时代特浮躁，心态须持常自静，方能卸污守洁。
我与王锋小弟之间已有十几年友好交往了，我所了解的他，正是以上所言那么一个有“素心”的人。
雅集封面印有小照，其上四位陕北中年男士，看去皆书生意气风发，腹中才情饱满。我头脑中第一戏谑的反应是“四条汉子”。及赏阅罢，第二庄重的联想是《美在斯》。
《美在斯》乃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们当年在老清华创办的学子文艺刊之刊名。彼们当年皆理想主义文艺青年，一心希望通过文艺美的陶冶，洁静自己也洁静别人的心态，使具有“素心”的中国青年多起来，以抵御他们那个时代的污浊和浮躁。
而《坐卧终南》的“四条汉子”，除了王锋，另三位是范樵父、王松、魏杰；我尚不认得他们。
樵父乃书法家；王松是山水画家；魏杰在石印篆刻方面成就彰显。
有位肖云儒先生，在集中评樵父的书法具有“禅意、清气、儒风”，我有同感。进一步认为，其实“禅意、清气、儒风”六字，用以评说王松的山水画、魏杰的石印篆刻、王锋的古体诗词，亦十分恰当。只不过，“儒风”体现于王锋的古体诗词，更是一种“古风”。而王锋的古体诗词于禅意、清气的格调之外，还每有黑色之幽默的色彩。关于此点，王蒙先生的评论文章已赞赏有加，此不赘言。
我赏樵父的书法，除了禅意、清气、儒风之同感，居然另外生出两个字是“婀娜”。因在我眼看来，樵父之书幅上，似有体态曼妙之数女子的婆娑舞影此隐彼现。
王松的山水画，除禅意、清气、儒风外，似还多了一重境界是恬淡淡泊。我品味时，心中油然联想到李白的诗句——“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概言之，“素心人”画也。
我对石印篆刻之艺更是门外汉，不敢妄自评论，只能谈我的印象，便是——大巧若拙。拙中藏雅。于是，拙得雅。
雅，中国书法、绘画、石印篆刻所一向追求也。这追求的变境，便是以拙代雅，并终于至雅。
我认为魏杰深谙雅、拙之辩证关系。
我留意到，魏杰之《重温古玺》一文中谈及对黄宾宏绘画艺术思想的理解。王松之绘画心得文章中，也谈及黄宾宏大师的“国画民学”思想。
我也是崇敬黄宾宏的。
我想，连樵父的书法，估计也受到了黄宾宏艺术思想的影响吧？
“凡艺术，总是存于技，成于道；道者，人生修为者也。”
——此话虽是沈奇说的，但黄宾宏其实正是这么实践的。
至于王锋小弟的古体诗词，王蒙先生二千余字的评中，用了“令人叫绝”、“最妙的是”、“自然大气”、“甚有味道”、“从容悠远”、“不无聂绀弩风，应称作绝对中华诗词中的黑色幽默”——在我拜读过的王蒙先生之若干评论文章中，此篇可谓赞不绝口。蒙公此等评价，王锋小弟可引为终生之荣也。
《美在斯》——这是我赏这一册雅集的总体印象。
审美不仅美眼，且养心。
创作美，奉献美于别人，是热爱艺术的人们的欣慰。
我愿此雅集之正式出版，带给王锋、樵父、王松、魏杰如微醉般的欣慰。
我愿陕北乃至全中国，多些亲近艺术而又保持“素心”的青年！
终南虽是山，“素心”可容其大也。
13. 我愿意再去一次的地方
几乎人人都知道，贵州有一处著名的风景——黄果树瀑布。
但是知道贵州还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叫平塘的人，想来就不那么多了。
平塘是贵州一个县的名字。
到了贵州的人，如果仅去看过了黄果树瀑布，而竟没同时也到平塘去领略一下那里的迷人风光，我以为该算是一种遗憾，甚至也可以说，该算一种损失。
我如此赞美平塘，乃因我这个只到过贵州一次的人，与别人们恰恰相反；没去看黄果树瀑布，却在平塘勾留往返整整一天。
此前，我对贵州的了解，是相当模糊的。
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的父亲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曾经在贵州的山岭间工作和生活过多年。那是所谓“大三线建设”的年代。
当年，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稚拙的字体，在许多信封上写下过“贵州”两个字……
后来，我从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风光纪录片中，看到过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当年，《人民画报》的第一期，还曾以黄果树瀑布作为封面……
再后来，“贵州”二字和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莫贵阳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自然是贵州人，我们友情深笃。莫贵阳毕业后被分配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由而我开始熟悉了贵州的邮政编码和长途电话区号……
近两年我与“贵州”二字的关系又加深了——因为半个多世纪以前，即日军侵华时期，北大、清华等高校迁往云南，组成“联大”；当年，闻一多便是从云南去往贵州，接他的夫人高真和几个孩子的。我创作电视剧本《缪斯之子》，间接触摸到了当年贵州的脉象……
然综上所述，都只不过是我与“贵州”二字的间接亲密而已。
直至不久前的贵州之行，才终于使我对贵州有了一种较为感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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