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上宅、浒井各乡匪巢洗荡。”
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 过两三日路程；廿一克复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廿五还不知道。如
果已经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报捷？
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但稍作参详，不难明白，左宗棠只为李世贤“漏 网”，不肯报捷；先说他想“绕犯安溪”，又想“勾结同安土匪”，最后说由
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将李世贤“漏网”的责任，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 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缘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来从林文察
阵亡以后，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虽为署任，总是 升官；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这个武将中最高职衔的提督，请未
见得轮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闽而来；而所 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则不论感恩图报，还是循名责实，都该照建制归
隶他的部下。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终不肯到任。以 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只
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李鸿章特为声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劝 驾”。左宗棠曾经同意，此时不便出尔反尔！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
时先作一个伏笔，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另 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请将郭
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朝廷
不能不准，李鸿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的“援闽获胜，会克漳
州府”一折，才会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 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
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 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
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内外，防贼抄袭。”
再则谓：“总兵刘连捷、阜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 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
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庙及附 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出，郭扬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剿，
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则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
问可知。 这样反复研判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
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贼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 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宫太后，拟发“廷寄”， 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漳州克复，“侍逆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
“漳州别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图复逞。现在东南 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
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必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粤省饶平、 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
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 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
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 命”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
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而以蒋 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确的反应，但蒋益澧
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
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 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
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弩矣！各省饷事或 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
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
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
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
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 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
此已可类推。”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 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
广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 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
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 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
免。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 粤东兼有逋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 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
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 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
府县地方官，以裘发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易除中饮，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 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
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 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潮州的民风，因势利导，
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 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贼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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