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志刚说春秋_贾志刚【七册完结】(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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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给公西华补贴的事情上,冉有就做了好事受批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礼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卫国人伯高是孔子的朋友,伯高死后,他的家人去向孔子报丧。

  “我该去哪里哭他呢?”孔子有点犯难,他很讲究这类问题。“本家兄弟死了,我到宗庙去哭他;父亲的朋友死了,我到庙门外去哭他;老师死了,我在内寝里哭他;朋友死了,我在寝门外哭他;一般认识的人死了,我到野外去哭他。以我跟伯高的关系,在野外哭他就显得太疏远,在内寝哭他又显得太重。怎么办呢?我是通过子贡认识他的,我就到子贡家去哭他吧。”

  整来整去,老头把事情整到了子贡家里。

  哭完之后,孔子派子张到伯高家去吊唁,结果在路上遇上了冉有。

  “老弟,别去了,我前两天恰好在卫国,于是准备了一束帛、四匹马,以老师的名义去吊唁过了。”冉有让子张回去,他已经主动帮老师吊唁过了,并且礼送得很重,很有面子。

  这件事情,孔子应该很高兴甚至很感动吧?应该会表扬冉有吧?

  “嘿,冉有这件事情办得不地道啊,这样做不是让我失礼于伯高吗?”孔子不仅不高兴,反而责怪冉有猫捉耗子多管闲事。

  孔子的理想和追求

  任何思想都有来源,都不可能是平白无故在大脑中浮现。孔子的思想也是一样,来自他的生活环境。

  人世间的真理一定是这样的:缺什么就追求什么,懂什么就鼓吹什么。

  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出身低微,同时却有着贵族的血统。从小他没有地位,忍受贫穷。所以,他对名利的追求顺理成章。对于地位,对于富贵,他心向往之。

  孔子从小跟随亲戚邻居从事丧葬祭祀,正是因为如此,他对周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丧葬之礼,进而是对周礼的全部。因此,孔子在自己的努力之下成了周礼专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发现自己在周礼上的造诣竟然出类拔萃。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孔子提倡孝道,是他重视祭祀和丧葬之礼的必然和必要结果。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决定运用周礼或者说通过鼓吹周礼来实现自己追求名利的目标。

  然而,鼓吹周礼最终也并没有为孔子带来富贵,只为他带来了有限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因为礼崩乐坏有礼崩乐坏的理由。就像二十几年前算盘,被淘汰自然有被淘汰的理由,并不能因为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条件地存在下去。

  所有国家中,鲁国是最遵守周礼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鲁国越来越弱。说明什么?说明周礼已经不适合于这个时代了。即便是鲁国,对于周礼也越来越不尊重了。

  以一个在鲁国都过时的东西去游说更加强大和先进的国家,怎么行得通呢?

  那么,在政治主张处处碰壁之后,孔子还有什么办法来求得富贵呢?经商。

  孔子为什么不经商?

  首先,孔子缺乏经商的天分。

  其次,孔子的处境决定了他很难去经商。鲁国是个农耕国家,历来轻视商业,孔子毕竟做过大夫,去经商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教育弟子们不要去经商,如果自己反而去经商,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样,孔子实际上就陷入一种尴尬境况。凭借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富贵,可是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样得不到富贵。于是,不如坚持。

  所以孔子说得很明白:我想富贵啊,要是给人家赶车也能富贵的话,我也愿意。可是,如果没有什么办法能得到富贵,我还是从事我喜爱的事业吧。

  按《论语》。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在得不到富贵之后,孔子自我安慰,说是如果通过不道义的方法得到富贵,对于自己来说就是浮云,根本不去想。

  按《论语》。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从理想和追求来说,孔子的一生是很失败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这种失败,那就是通过孔子弟子们的发展。最坚信孔子学说的颜回和原宪都混得很悲惨很穷困潦倒,而背离了孔子学说的冉有和子贡都混得很滋润很有成就。

  儒法道

  按《论语》。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不同阶段,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际遇,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在变化中的,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孔子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是儒家的圣人。但是,我们不能说孔子就是儒家,因为他也是法家和道家。后世所强调和放大的孔子的思想,实际上多数是他早期的思想。

  早期,孔子笃信周礼,崇拜周公,这时候他的思想是纯正的儒家思想。所以,到了齐国他拿君君臣臣来说话。

  但是,在齐国他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文化,他一定思考过为什么齐国会比鲁国强大,所以他对于不遵守周礼的管仲有了新的认识,对不肯为国君献出生命的晏子有了新的看法。

  回到鲁国之后,孔子的思想已经由儒家向法家转化。实际上,周礼本身就是礼法,就有法的元素。

  在从鲁国前往卫国之后,卫国文化对他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周游列国碰壁之后,孔子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多次的反思,他很少再提周礼,相反,他懂得了变通,明白自己是不可为而为之,对管仲则更加敬佩,而管仲是法家。

  回到鲁国,孔子已经从儒家成为法家,一个故事可以印证这一点。

  按照鲁国的法律,如果有人能够从外国赎回在那里做奴仆的鲁国人,可以从政府领取奖金。有一次,子贡从外国赎人回来,却退还了奖金。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孔子非常失望。

  “子贡错了,圣人做事,是可以移风易俗的,是给大众做榜样,让老百姓都能按照他的做法去做的。如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作了这样一个榜样,有几个人能做到他那样呢?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去想办法赎人了。”孔子说。这段话,贯穿了法的精神。

  按《说苑》。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

  实际上,在《论语》中,孔子所崇拜的人并不多,可是他崇拜管子和子产,而这两人是著名的法家人物。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思想由儒到法了。

  另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子夏。

  子夏是孔子在卫国以及回到鲁国期间最器重最赏识的弟子,孔子一定认为子夏是最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学问最佳的继承者和阐发者。所以,孔子说子夏是“起予者也”。所以,孔子把《诗经》和《春秋》都传给了子夏,对他的偏爱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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