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散文选集_郭沫若【完结】(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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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的回忆在那一瞬时辐凑了起来。

  一年半前由广东出发的时候,霍乱症正在流行,在爬南岭的途中,看着看着一些子和士兵,便倒在路旁死去,然而我没有死。

  去年八月三十号打到武昌城下,跟着士兵一道去冲锋,纪德甫是阵亡在宾阳门外的,然而我没有死。

  蒋介石已经叛变了,并且下了我的通缉令,我还公然到过南京,并和军部的人员同坐一部火车由苏州到上海。那时我也没有遭逮捕,也没有死。

  由上海回到武汉的时候,坐着一只英国船,船到南京城下,正遇着孙传芳反攻,两军隔江炮轰,船只好停在江心五天。那时我也没有死。……

  然而,没想出才要死在今天,死在这涂家埠,死在这些被缴了械的乱兵手里呀!……

  清凉的意识在替自己不值,然而很奇怪,那枝手枪却没有送了我的命,而是救了我的命。

  当那个把我手枪抢去的人高举手来的时候,一群殴打我的人却把我丢开,大家跑回头去争抢那枝手枪去了!

  这样一个好机会还能失掉吗?我的生命便乘机脱逃,一直穿过车站,走向后面的一排工友房下。那里有齐胸高的一排方格窗,都是开着。我便在一个窗口上,用两手一按,跳进房里去了。房里沿壁都放着床,在靠北的一张床上,一位中年妇人,正抱着一个乳儿在午睡。她被惊醒了,我把来历告诉了她,请她不要声张。

  不一刻,外边的哨子响了,有火车开动的声音。我知道是那站长被迫着把火车开出了。但到了这时,我也无法挽回,等调匀了气,我又慢慢从工人房走出。

  奇怪,刚才那么高的窗,一按便可以跳过的,现在却是移步都感觉艰难了。虽然还在兴奋当中,但周身都已感觉着有点微痛。

  十一

  一场险恶的风波过了,在月台上又看见了一氓,翰笙和龚彬。一氓也挨了打,他是被一部份人追进一间待车室里面,躲在一只角落里,虽然受了脚蹴,但还没有什么严重的伤痕。

  翰笙们的车到得迟,他们停在站外,正是我们挨打的时候。翰笙因为往田里去小解去了,得免于难。龚彬受了一部份人的追逐,幸好开火车的哨子响了,散兵们都丢下了人去抢乘火车去了。

  小勤务兵呢?失了踪。这在我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当我在月台开始挨打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月台的南端,把身上的驳壳拔出来,想要救护我,然而另一群散兵却把他簇拥着了,以后便不知道他的下落。车站上的人说,他被簇拥上火车去了。这定然是实在的。因为始终没有听见开枪的声音,月台上也没有什么血痕,他被架去了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死活是怎样,我们至今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怕还不足二十岁吧?他是从前我们在南昌工作的时候跟着一氓的,一氓一定还记得他的姓名和籍贯,我是丝毫也不记忆了。只是记得他有一个还未十分成熟的身子,相当结实,不足五尺高。有一个桃子形的脸蛋,相当丰满而健康。的确是一位纯洁可爱的小鬼。但从那时以后,我们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他到底死了,还是活着的呢,假使是死了,那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我的轻率造次而死,而且他还是存心救我并打算开枪的,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

  大家的行李都被抢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记,还有是一口皮箱里面装满了的二十七枝驳壳。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南昌之一夜

  一

  遭了散兵的殴打,自以为会死的,却从死亡线上挣脱了转来,这总是愉快的事。小勤务兵失了踪,全部的行李遭了抢劫,四个人倒真真正正成了名实相符的四条光棍了。

  摇车的工友劝告我们,最好把摇车减少一部,我们大家都集中到一部车上,他们四个人轮流着摇我们四个人,沿途就不用换班了。看情形沿途一定经过了散兵的骚扰,换班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接着便在车站附近,尽可能采办了一些干粮,在十点钟左右,又重新坐上了摇车,离开了涂家埠。

  八个人坐一部手摇车,两个人坐在靠椅上,两个人摇,四个坐在车板上,虽然拥挤得一点,但力量可显得愈见集中了。

  南昌之一夜车在轨道上飞快地滑走着,沿着铁轨两旁,不断地还有零星的散兵从对面走来,又和我们擦身走过,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云南口音,当然都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难兵了。情形都是很狼狈的,他们离开南昌,沿着铁路线走来,是已经整整走了两天了。

  郭沫若散文选集他们对于我们倒也没有什么敌意,没有来抢我们的车,也没有来拦我们的车。毫无疑问,他们是摸不准确我们的身份的,看我们是从九江方面来的,或许怕还认为负有什么调解使命的吧。

  难兵愈朝前走愈见稀少起来,到正午时分便终至绝了迹。

  沿途的车站都没有人办公,乡村都是关门闭户,有些地方显然遭过抢劫。我们都私自庆幸,幸好减少了车子,并采办了些干粮,不然是无法应付的。

  在阳光下直射着,摇车以单调而同一的速度进行,天气虽热,而却有不断的凉风,这些正好是催眠的因素,过了正午以后,车上除摇车的人以外,都打起了瞌睡来。

  但我自己始终是兴奋着的。胸上和头上的打扑伤时时作痛。

  眼镜失掉了,眼前的印象是模糊的,我也只得闭着眼睛养神。这样却打开了我内部的回忆的闸口。我回想到了整整七个月以前的一段往事,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天启的一样,我把一个长久不能解释的疑团突然领悟了。

  二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我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乘火车由九江回南昌。

  是蒋介石和武昌政府酝酿着分裂的时候。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北上,道经南昌,便被蒋介石控留在南昌,费了很大力量的争取,算把政府人员争取到武汉去了。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军权和政权分离,让蒋介石负军事上的责任,而同时要受政府和党的指挥,党和政府不能放在蒋的挟持下受他操纵。蒋自然是不甘心的,因此正秘密地在进行着种种的阴谋,联络帮会、勾结各种反动的民间力量,以从事破坏。

  蒋上了庐山,代表反动势力的张静江和陈果夫们在他的左右。

  邓演达是代表着武汉派,和当时还算是左翼分子的顾孟馀一道,从武汉到庐山见蒋。他们是受了蒋的电邀,还是自动出发的,我可不甚清楚。照我估计,恐怕出于电邀的成分居多。

  邓在庐山和蒋的谈判并不惬意,蒋要邓到南昌总司令行营代理参谋长。(北伐时的参谋长是李济深,李一直留守广州。前方是由白崇禧代理着的,但这时自己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向浙江出发了,职务暂由总参议的张群代理着。)这自然是调虎离山之计,邓和武汉派都是不能同意的。然而在邓却有不能抗命的理由:因为蒋是直属上司,邓是一个军人,怎能不服从命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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