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郭沫若散文选集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吧。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来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不知为什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什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吧?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什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铁盔
——“曾先生是F家里的良师。”
F家里人是这样说，F村上的人也是这样说。
曾先生在F未出世以前十一年便到了他的家里，在F五岁发蒙的时候，在他家里已经教出了不少的“顶子”了。
F有次对我说过一段逸事，是他才发蒙时候的事情。
——“曾先生爱打人，尤爱打我们的脑袋。他的刑具是从篱栅上抽下来的斑竹。他一发作起来，便把那斑竹打在我们的头上，打一下，断一节。我们又不敢大声哭，哭大声了，他愈打得厉害。
“小小的脑袋打出一头的疱块。晚上回家痛得不能着枕，只是嘤嘤啜泣。
“我们的母亲知道了，母亲最可怜我，大约因铁盔为我年纪还小的原故，母亲便替我寻出了一顶硬壳帽子来。那帽子怕是我们的父亲或者祖父的年青时候戴旧了的。帽子既是硬壳做成，里面还有四个毡耳。
郭沫若散文选集“这顶硬壳帽子便成了我的‘铁盔’了。先生打起人来只是打得空响，脑袋一点也不痛。
“这个秘密在第三天上被我二哥知道了。他当时也不过才八九岁光景，他和我便要争戴这顶‘铁盔’。在家里时母亲不许他，进家塾时他在路上便替我夺去了，我竟伤心地哭了起来。弄到后来这个秘密连先生也知道了。
“我们的曾先生终不愧是贤明的人，他以后打我们的头脑不再隔着帽子打了。他要先把我们的帽子揭下，然后再打。
“小小的脑袋又被先生打出一头的疱块，晚上睡觉，痛得不能着床，又只是嘤嘤啜泣。
“母亲也无法可想了，只是安慰我们说：‘乖儿，乖儿，以后好生听先生的话，不再挨打便好了。……’
“我们的头脑便是这样打出来了的。在我们几位哥哥的头上，疱块虽然变成了‘顶子’，而在我自己不幸的是在十二岁的时候便开办了中学，我便和‘顶子’永远绝缘了。”
F的话便是这样。
但是F家里的人到现在也还在这样说，F村上的人到现在也还在这样说：
——“曾先生是F家里的良师!”
卖书
我平生受苦了文学的纠缠，我想丢掉它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但在一九一三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一九一四年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这是一三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走的时候本来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一两年，它被丢在我的箱里，没有取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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