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住久了，文学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
那是一九一八年的初夏，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文学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郭沫若散文选集了。我下了决心，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送给了友人。当卖书我要离开冈山的前一天，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两书还在我的手里。这两部书我实在是不忍丢掉，但又不能不丢掉。这两部书和科学精神实在是不相投合的。那时候我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我想起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这两部书或者可以卖得一些钱。
那是晚上，天在下雨。我打起一把雨伞走上冈山市去。走到一家书店里我去问了一声。我说：“我有几本中国书……”
话还没有说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在怀里操着两只手，粗暴地反问着我：“你有几本中国书?怎么样?”
我说：“想让给你。”
——“哼，”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下颚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吧，我不是买旧书的人!”说着把头掉开了。
我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很失悔。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钱了!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也犯不着以这样侮慢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抱着书仍旧回到寓所去。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候，我突然对于它生出了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斯宾诺沙、泰戈尔、伽比儿、歌德、海涅、尼采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我一下了决心，便把书抱进馆去。那时因为下雨，馆里看书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向一位馆员交涉，说我愿意寄付两部书。馆员说馆长回家去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觉得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便把书交给了馆员，说明天再来，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我把书寄付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恬静，非常轻松。雨伞上滴落着的雨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啊，那爽腻的感觉!我想就是耶稣脚上受着玛格达伦用香油涂抹时的感觉，也不过这样吧?——这样的感觉，到现在好像也还留在脚上，但已经隔了六年了。
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冈山。我在那天不消说没有往图书馆去。六年来，我乘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也经过冈山五六次，但都没有机会下车。在冈山三年间的生活回忆时常在我脑中苏活着;但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
啊，那儿有我和芳坞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同住过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去划船的旭川，那儿有我每天清早上学、每晚放学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火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但我现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集》和《陶渊明集》的两部书呀!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是否安然寄放在图书馆里?无名氏的寄付，未经馆长的过目，不知道是否遭了登录?看那样书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少有吧?即使遭了登录，想来也一定被置诸高阁，或者是被蠹鱼蛀食了。啊，但是哟，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你们不要埋怨我的抛撇!你们也不要埋怨知音的寥落!我虽然把你们抛撇了，但我到了现在也还在镂心刻骨地思念着你们。你们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在，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总要幸福得多吧?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旧友们哟!现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时候，我寄居在这儿的山中，也和你们冷藏在图书馆里的一样。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
你们的生命是比我长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借着你们永在。尚儒村去年十二月初一发起调查江浙战祸的时候，我同C担任了调查宜兴的一路，所有的调查报告已经由C写出，用不着我再来费事了。
我们在宜兴，前后算费了一礼拜期间!所有宜兴乡下、太湖沿岸的战地大都踏查过了。奸淫掳掠的传闻，焚毁杀戮的遗迹，凡经我们探听得来，或实地查访过的，本也书不胜书。不过我要说一句天理良心的话：我在调查期中，除去认真地起过一次悲感之外，我对于这些所谓“江南的惨祸”，实在是淡然漠然的。我所以这样淡漠的原因，诸君，你们暂且不忙骂我是冷血动物吧!这样的战祸，自从民国以来，已是司空见惯，原不限于江南;而酿成这种战祸原因，并且一多半是应该归罪于我们国民自己。我们中国现有军阀和他们的牙爪，不消说是禽兽不如，罪恶通天的，但尚儒村他们不同一是中国人吗?我们全体的中国人，把军人的一部分除开了的，又是怎么样呢?兵队来了，有钱的请外人的红十字会来贴张保护的封条，没有钱的便趁火抢劫;兵队走了，又要到邻县或者邻村去蹂躏去了郭沫若散文选集的时候，大家又放些花炮来送行。好像邻人的悲哀是值得他们恭贺的样子啊。南翔和真如等地，被齐燮元的大兵烧掠殆尽的时候，南京城的绅士不是正在准备着替大帅办凯旋会吗?
有这样的国民，有这样的军队，所酿出来的野蛮的成绩，本是在谁的意想中也能预料得出的。对于意想中所能预料的事体，谁个还会起甚么特别的感触呢?
不过我说我认真起过一次悲感的，那的确也是一个例外。
是十二月初五了。我们从湖走到悬脚岭去，翻过悬脚岭便是浙江的长兴地界了。
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隘口名叫东川界，那在古时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从那隘口下去便是长兴的尚儒村。全村不上一百家人，四围都是山，村子就恰好在锅底里的一样。一望都是竹林，但那几万株的竹林，几乎每根每根都中了枪弹，有的拦腰折断，有的断了头，有的穿了孔。路旁间或是些乔木，身上的弹眼无虑在一百以上。我们那天上午走到这尚儒村来，蒙一位从前在南京建业大学读过书的王家翰君招待我们在他家里。他的叔父，一位很诚朴的乡先生，向我们说出了这么一段往事。
他说：他们村上是八月十二开火的，足足打了九天。浙军是十八退的兵，四山的苏军不敢下山来，还空放了炮弹两天两夜。
在他们村上浙军只有一营人，四山的苏军无虑有一万以上的，以这样众寡不敌的势子，两方在这儿支持了许久。开火以后苏军的子弹真个是像下雨一样，昼夜都不停。但是所打死的浙军呢还不上十个人!连受伤的还不上二十个!就在这阵亡了的军士里面可惜死了一位薛连长了。那是十八的一天，浙军已经退了，薛连长带了他手下的兄弟也退到了五里路外的张坞，但他又折转了来。因为村上的人还有多少没有退尽，他要来劝他们火速退，他要来做最后的殿军，保护退出村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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